浅谈成都武侯祠楹联

一代宗师

作者：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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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都武侯祠楹联是武侯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现在能从各种渠收集到的历史上的楹联进行赏析，展示出它们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同时对涉及部分楹联作者、最初悬挂地点、理解等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发表了笔者的学术观点。

关键词：武侯祠；楹联；诸葛亮

清代联学大师梁章钜在《楹联续话》卷一《庙祀》中说：“四川成都城外有丞相祠堂，楹联林立。”“长联圣手”钟耘舫在其《振振堂联稿》中感叹：“祠中名作空绝前后。”的确，成都武侯祠楹联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长期以来流传很广！武侯祠历史可追溯到公元223年，蜀汉丞相诸葛亮选定了现今武侯祠这块风水宝地，指导修建了惠陵和汉昭烈庙。这里由农田变为皇家陵园，从而揭开了这一名胜的历史序幕。南北朝时期，位于少城的武侯祠被迁到昭烈庙旁，这对鱼水君臣共同受到人们的祭祀。杜甫于唐上元元年（760）到锦官城南郊踏访武侯祠时，祠内已是古柏森森。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蜀献王朱椿以“君臣宜一体”为由，下令将彼此分离的汉昭烈庙、惠陵、武侯祠三者合为一体。楹联的创作在明代已出现繁荣局面，我们推断，最迟明代祠内就有楹联悬挂了，只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现在见不到当时的任何一副了。清代极为重视对武侯祠的恢复与发展，武侯祠在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间都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楹联在清代臻于极盛，民国又是楹联发展史上第二个鼎盛期。故现在我们看到的楹联，主要就是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前期这一时段的作品。这里还要说明两点：本文所谈论的武侯祠楹联，主要是指现在悬挂或曾经悬挂在祠内殿堂上的对联；同时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武侯祠，即昭烈庙、静远堂、惠陵等处的楹联，对1997年迁入的三义庙与2004年兴修的“锦里”仿古街中的楹联不作专门论述。

对武侯祠楹联收集、介绍、研究的历史较久。道光七年（1827）至道光九年（1829）由成都府华阳县著名学者潘时彤负责撰修的《昭烈忠武陵庙志》十卷，其中卷二《陵庙》专门有“联额”的介绍，记录了当时祠内所有的楹联匾额。道光年间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民国时期胡君复的《古今联语汇选》、吴恭亨的《对联话》等联史上的重要著作都或多或少辑录有武侯祠楹联，并加以点评，这也说明了祠内楹联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对武侯祠楹联的研究也日益深入。1958年春“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参观武侯祠后，叫秘书田家英转告把武侯祠的楹联抄录下来给他，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立即指示有关同志抄录了祠内全部楹联，并油印若干份拿到金牛坝招待所，送给毛主席等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和地方同志。后来第一次正式出版的《武侯祠楹联》一书基本上就是按照当时的油印本排印的。1974年8月16日6号信箱3、4车间工人150人来祠参观，四川大学师生与武侯祠文管所工作人员为其讲解诸葛亮、武侯祠以及匾联文化。9月23日，《成都日报》刊登了文管所与川大中文系合写的《武侯祠匾额、对联选批》一文。从1975年开始，所内陆续组织文博干部编写了武侯祠匾联语译等，将这些资料性的读物誊写在座屏和墙上的玻框中供游人阅读。近年来武侯祠博物馆编写的《三国圣地武侯祠》、《三国圣地武侯祠漫游》等书中都有专门章节注解楹联。2002年，为纪念著名的“攻心”联问世一百周年，出版了《“攻心”联与赵藩研究》一书，辑录1979至2002年研究“攻心”联及作者赵藩的文章20余篇，从各个角度解读这副千古名联。1986年全省研究楹联的学术机构四川省楹联学会成立后，一直利用自身优势坚持对武侯祠楹联进行整理与研究，并在会刊《天府联苑》、《联艺》上发表多篇鉴赏、考证性理论文章。

一  楹联的内容思想

祠庙的楹联往往对所祭祀人物进行各种评价，它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士在接受中导致的对人物形象的嬗变，并透视出某些政治观念，某些预定文化观念和某些文化视野。诸葛孔明的魅力吸引着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学士、下至黎民百姓各个阶层的人群。各地武侯祠楹联的内容就蕴含着各阶层人士不同的心态，也体现着不同层次的导向。由于成都武侯祠的地位和名气，有资格在这里题写联语的人大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学素养。包括在蜀中任职的巡抚、提督、县令、将军和著名学者，这其中也有少数民族人士。比如自清道光年间“川西夫子”刘沅主持武侯祠维修事宜以来，双流刘氏家族后代就与这座古老的祠庙深结善缘。刘沅的孙子刘咸荥和重孙刘东父则继其祖，于祠内楹间留有遗墨，以装点庙堂。而武侯祠后三义庙现存七副楹联的撰书者均不详，这说明撰书者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不高。

楹联创作讲究“切”，切人、切时、切地，武侯祠楹联也不例外。“出师表、梁父吟、柏树、三顾茅庐、《三国志》”等与诸葛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物入联。如过厅悬挂民国游俊的“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又以“古柏”为例，古柏高大正直，正是诸葛亮忠贞的象征。柏树又是常青树，是长寿、年高德劭的象征。刘备葬于惠陵，按习俗就在墓周种植松柏，武侯祠千百年来也一直保持着种植柏树的习俗。森森古柏不仅是祠内一大胜景，也成为楹联家们笔下的一个文学因子。如已未悬挂的近人陈桐阶题于静远堂的“二千尺柏此间庙；八百株桑何处家？”武侯祠展示的文化内容主要是以历史为依据，以史作联，联中没有涉及“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这种传说典故。

历来祠中楹联，肯定都是尊蜀汉为正统，以诸葛亮为主要赞颂对象，体现出对其心系天下、审时度势、鞠躬尽瘁、公正廉明的精神之崇敬，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高度结合。那种单纯赞美祠堂风貌的楹联是极少的。我们现知道的祠内楹联大部分是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时期恰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时期，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阶段。因此，诸葛亮、刘备等蜀汉英雄所彰显的精神被赋于强烈的时代意义而在楹联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人们以蜀汉英雄特别是诸葛亮为楷模，将其人生理想寄寓其中，表达出他们对明君良臣遇合的企盼，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国家统一和振兴的追求，对时势命运的叹惋等深层思想！

以近代侗族名将王天培1925年撰并书之联为例：

公本识字耕田人，为感殊遇驱驰，以三分始，以六出终，统一古今难，效死不渝，遗恨功名存两表
　　世又陈强古冶子，应笑同根煎急，谁开诚心，谁广忠益，安危天下系，先生已往，缅怀风仪拂残碑

联文旁还有长达140多字的跋语，叙述自己来川的原因及题联时间等。上联写诸葛亮为报刘备三顾之恩，试图通过六出祈山来结束三分格局而一统天下。下联“陈强古冶子”为春秋齐之武士。《晏子春秋》讲公孙接、田开疆（即陈强）、古冶子事齐景公，以勇力闻。晏子说景公，馈以二桃，三子争功，皆自杀。“谁开诚心，谁广忠益”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之评语：“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全联通过缅怀诸葛亮一生反映了作者对民国前期川黔军阀连年混战的愤慨，以及身处危境的慨叹，也显示出一位少数民族将领对民主革命的追求。

又以“攻心”联为例：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攻心”，指是指诸葛亮南征，七擒七纵孟获，用“攻心”战术使其心服。“反侧” 应解释为“不安分，不顺从”。 “宽严”是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所论述的中心。他指出秦朝因刑法过严而导致天下瓦解，高祖刘邦反其道行之，仅“约法三章”。刘璋又过于软弱宽大，导致其统治结束。蜀汉初期的形势与以往均不同，应“威之以法”、“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从严治蜀！此联写作背景为1902年川西数县义和团聚众数千，与清军激战于成都近郊。清王朝撤换了四川总督，派岑春煊担任。岑春煊入川后，采用严刑竣法来镇压义和团和管理四川。岑的老师，时任四川盐茶道赵藩通过此联告诫岑要对敌方进行攻心策略而不是一味实行武力镇压，要审时度势而不是盲目地推行严厉的官吏管理制度。此联格律谨严，用典贴切，哲理深远，字字珠玑，不愧为千古名联也！

就楹联创作手法而言除自撰联外还有集句联。集句联是从古今的诗词、赋文、碑帖、经典中选取两个有关联的句子。按照对联的声律、对仗等要求组成联句。祠内集联历来也有一定数量，如清人陈矩一联：

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
    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

上下联分别集苏轼、朱熹句。

杜甫诗《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读杜诗可感受到杜甫对三国英雄的深厚情结。这首五律前三联分别被摘取下来，由沈尹默、沙孟海、冯灌父三位当代著名书法家先后书写出来悬挂在祠内不同地方。

二 佚失楹联补正

本文开头就讲到，明代武侯祠就有楹联悬挂了，但今天见到的楹联数量仅是历史上的一小部分。原因之一是古祠屡废屡兴，楹联多次在历史浩劫中彻底毁坏。像在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武侯祠沦为兵营，不能进行正常维护，一些楹联悬挂不久后就被毁。原成都大学教授钟树梁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武侯祠已遭到破损；再经过抗战胜利后的几年战事，武侯祠更是凋敝不堪。单是楹联就损失不少，我记得我的曾祖父钟云衢（名坦）撰写的一副对联，悬挂在武侯祠内的香叶亭前，我十多岁时都还看见，后来就不见了。大概是由于不在当道之处的僻静地方，又有伤兵之类住宿，就被劈作柴烧了！”①原因之二，楹联这一文学形式长期被视作“雕虫小技”、“笔墨游戏”，难进正规文学殿堂，故而旧时辑录楹联书籍不太多。

对清代中期以前的联作我们也了解得很少。非常可贵的是，武侯祠博物馆保存道光年间成书的《昭烈忠武陵庙志》（以下简称《庙志》）卷二记载了当时祠内能见到的所有楹联，其中相当部分在后来的岁月丢失以致现在没有悬挂。比如康熙甲戌季夏四川巡抚襄平于养志题写在昭烈殿之联：

赓丰沛大风之歌，不阶尺土，载缵丕基，溯帝德难名，端在知人则哲；

推荆襄髀肉之叹，虽定三分，宁酬壮志，苟天命未改，岂教王业偏安。

根据现有的各种资料来看，此联是我们了解到历史最久的武侯祠楹联之一。

清代对联集日益增多，到了民国初的一二十年间，对联蓬勃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对联书籍出版形成一个高潮。除《庙志》外，我们还可以从清末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民国时期胡君复的《古今联语汇选》、吴恭亨的《对联话》等旧书中找到一些曾经悬挂在祠内的楹联。

《楹联丛话》（包括《楹联续话》、《楹联三话》、《巧对录》等系列著作）是中国楹联史上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联学专著，汇集了我国自宋代以来的各类对联，这部书中先后就有五次谈到成都武侯祠楹联。如《楹联丛话》卷三《庙祀·上》：

诸葛忠武侯庙有集句一联云：“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又一联云：“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与？”皆能恰称身分，胜读陈承祚史评矣。又有一联云：“伊吕允堪俦，若定指挥，岂仅三分兴霸业；魏吴偏并峙，永怀匡复，犹余两表见臣心。”

第一、三联是康熙年间宋可发所题，在《庙志》中有载，现未在祠中悬挂。中间一联是集《石门颂》字，现悬挂在惠陵侧的广益堂上。梁章钜还评价这些楹联“胜读陈承祚史评矣”，足见它们所表达的思想的确很到位。

《楹联续话》卷一《庙祀》：

鄂润泉督部鄂山联云：“望重南阳，想当年羽扇纶巾，忠贞扶季汉；泽周西蜀，爱此地浣花濯锦，香火拥灵祠。”又蒋砺堂节相攸铦联云：“曰宫曰殿，曰幸且曰奔，诗史留题，千古犹存正统；书吴书魏，书汉不书蜀，儒臣特笔，三分岂是偏安。”

第一联在现今博物馆编辑的书刊中均未出现，河南南阳、清化两地武侯祠也有此联。请注意下联“爱此地浣花濯锦”一句，“浣花”是指成都西郊杜甫草堂前的浣花溪，“濯锦”则是锦江，又名濯锦江，武侯祠北临锦江，与草堂并列，故它最初是题写于成都武侯祠无疑。第二联在《庙志》中记载。

《楹联四话》卷二《名胜·庙祀》：

蜀诸葛丞相祠联云：“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常护定军山。”又云：“兴亡天定三分局；今古人思五丈原。”又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语皆可传。

《古今联语汇选》（以下简称《汇选》）是明、清、民初三个历史时期规模最大的对联作品选集，是继《楹联丛话》之后的一部巨著。编者胡君复，江苏武进人，当时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辞书编纂。这部书收录了包括“攻心”联在内的武侯祠楹联共三十多副，现摘录一些在《庙志》和《楹联丛话》中未载的联语。

《汇选初集·祠庙一》：

三代下有儒者气象
    诸葛君真名士风流

《汇选二集·祠庙一》：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隐居以求，行义以达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汇选三集·祠庙一》：

天府古益州，剧怜五丈荒原，出师遗恨终巴蜀
    汉家旧陵寝，赢得三分正统，望帝归魂拜杜鹃

三分天下四川地
    六出祁山五丈原

此老不工画、不善书、不精杂诗，压倒蜀吴魏中几多伪士
    其人可托孤、可寄命、可临大节，算来夏商周后一个纯臣

将相本无种
    帝王自有真

“将相本无种，帝王自有真”一联旁注“祠旁惠陵”四字，再结合该联意思来看，应是悬挂在惠陵前的。

泸县万慎子慎联：

三国志犹存，文同谟诰，功比伊周，龙骧虎步，跆藉中原，如此奇才，从异代表扬，订坠拾遗，知心幸有陈承祚
    千秋人几个，布衣躬耕，时艰手定，鹗顾鹰瞵，不可一世，何物老子，溯我朝勋旧，搜仇索耦，众口争传左季高

闲时抱膝，梁父成吟，吴宫魏阙半消磨，眷念真王，九州幸有先皇帝
    尽瘁鞠躬，佳儿足继，裴注陈书多刺谬，凭谁假托，两表常疑后出师

万慎子第二联说“裴注陈书多刺谬”。“刺谬”是违背、冲突之意，见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三国志·诸葛亮传》收录了《前出师表》，并未收录《后出师表》。裴松之增补了《后出师表》全部内容，然后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注言称：“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后出师表》非诸葛亮所作，而是另有人伪托。实际上裴松之在此非常谨慎，不言其是，不言其非，只是客观记述了此表的内容和出处。后世不少学者对诸葛亮作《后出师表》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后表中所说部分事情与史实不符。而联作者却认为裴松之对诸葛亮多有不恭之语，特别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诸葛亮作后表真实性的质疑和考证，令万慎子更是不能容忍。他认为《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所作无疑，没有人有资格伪托。

《汇选补编·祠庙二》：

大庸陈桐阶逢元题北地王谌神龛联云：

河山大好，经先帝留兹安乐窝，断送顿成空，恸哭县公归洛下
家室漂摇，仗何人保我子孙福？自裁惟有死，枉劳丞相策关中

现在我们在北地王塑像前看到的是刘咸荥撰，1963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刘东父先生补书之联：

生不视强寇西来，天意茫茫，伤心恸洒河山泪

死好见先皇地下，英姿凛凛，放眼早空南北人

《汇选补编·祠庙二》和《汇选再补·祠庙》也都收录了刘咸荥此联。而《庙志》还载有四川安岳令应山洪成鼎题于北地王刘谌座前之联：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不愧于天，不怍于人

作者洪成鼎，字子镇，号悔翁，湖北应山人，选四川安岳令，工书法。上下联分别出自《论语·微子》和《孟子•尽心上》，惜平仄欠工，且撰书具体时间不详。武侯祠殿壁还嵌有洪成鼎题《乾隆壬辰秋月过绵竹吊诸葛都尉父子双忠祠》诗碑：“国破难将一战收，致使疆场壮千秋，相门父子全忠孝，不愧先贤忠武侯。”现在昭烈殿内北地王塑像塑制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而《庙志》成书于道光年间。笔者推测洪成鼎联题写于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尚存。民国一度被陈桐阶和刘咸荥联取代。这两联后来又佚失，刘东父在建国后就补书了刘咸荥之联。

《汇选再补·祠庙》：

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遵教受
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

相业并伊周，瘁两朝开济之勤，遂使偏安延正统
公才卑管乐，论三国贤能之盛，须知季汉有纯臣

谨慎自有定评，凤难为偶，瑜不并存，三国时惟鲁公知己
忠贞根于至性，师出祁山，魂归蜀道，千载下与杜老为邻

草茅内不少皋夔，倘教先帝复生，访隆中将相经纶，岂仅三分定计
伯仲间自见伊吕，惟问何人继起，恨天下蛮夷猖獗，独能两表出师

吴恭亨(1857—1937)，字悔晦，号岩村，湖南慈利人，南社诗人。其《对联话》卷四收录了近人陈桐阶为武侯祠所作的三联，其中两副长联《汇选》未载：

岷峨望气信葱茏，运启蚕丛，位崇杜宇，历数蛮夷大长，荒服争豪，善国有攸归，待到浊鹿上宾，二祖遥传皇帝统

高蒋称陵皆僭窃，臭遗彰德，迹涸丹阳，几经风雨消磨，死灰就冷，斯人谁不朽，朅来石牛凭吊，一抔独见汉江山

誓欲龙骧虎视，以扫荡中原，惊风雨，泣鬼神，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时当地裂天崩，求缵承正统，失萧曹，见伊吕，西汉功臣，东汉功臣

此外，书中记载的陈桐阶题北地王刘谌神龛联云：“河山大好，经先帝留兹安乐窝，断送顿成空，县公实辱三分鼎；家室漂摇，仗何人保我子孙福，自裁唯有死，丞相徒劳六出师。”上下联末句与《汇选》记载有出入。

原成都市公安局《公安志》编辑陈稻心老先生是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对一副旧联印象很深：

群雄此日争逐鹿

大地何时起卧龙

他回忆此联大约成于上世纪四川军阀混战时期，落款年份是民国十几年，五十年代初尚在，但撰书者记不得了。②其实这本是民国政治活动家杨度1903年所作《湖南少年歌》中的律联，杨度以卧龙先生自居，可见其抱负不凡，杨度年轻时还将它作为书斋联。但是杨度不可能亲自到武侯祠题联，到底是何人将此联引进武侯祠？目的何在?尚需进一步考证。无论如何，陈先生能为我们提供一副鲜为人知的旧联，也算是大功一件吧！

三 有关问题的辩证与讨论

除佚失楹联有关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清楚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辩证。首先是部分楹联的真实作者，并非现在楹联下款所标识的人名。祠内有两副署名为完颜崇实之联，但世代相传是完颜崇实的门客顾复初所作。完颜崇实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至同治十年(1871)六月任成都将军，其间两次代理四川总督，现成都大慈寺等地都还雕刻有他撰写的楹联。顾复初是江苏苏州人，拔贡生，工诗文，善书画，咸丰末应四川学政何绍基邀请，入蜀协助改阅试卷，后成为完颜崇实的幕僚。杜甫草堂、望江楼、大慈寺等多处成都名胜都有其撰书的楹联。第一副雕刻在昭烈殿石柱上：

使君为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钟楼桑车盖

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

著名学者刘咸炘1927年《拜昭烈庙敬赋，不自知其妄也(二首)》其一：

地近都城享祀隆，莫嗟萧索永安宫

前王似此应无几，楹傍流传惜未工

岂有霸图称正统，漫将车盖定英雄

遗民罗拜因怀德，不与寻常吊古同

这首诗重点议论“楹傍流传惜未工”，即刘备殿上这联。诗末有刘咸炘小字自注，自注中不仅讲到此联相传为顾复初所撰，而且他提出自已的看法：联文称刘备当皇帝为“正统所归”，接着却说这早有符兆，即刘备年幼时家宅院篱旁的桑树长得如皇帝出行的车盖，时人谓其家必出贵人，“以王气接正统亦未合，正统之归，岂因符兆”？下联联文称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为“霸图”。“霸图”是诸侯用语，他认为刘备建立蜀汉王朝既然堂而皇之继承两汉，则不应称为“霸图”，联文语意“益相刺谬”，“岂有霸图称正统”之理？此外，顾复初擅长填词，但“词人文多不精”，楹联对仗也欠工稳。所以刘咸炘也认为是顾复初所作。③以儒学正统观念看，刘咸炘的话确实抓住了此联的要害。他还提出了修改意见，拟改“王气钟”为“不是应”，“霸图余”为“同来拜”。当然修改意见并未付诸实施，该联至今保留原貌。

第二副是昭烈陵前的楹联：

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现在我们看到的楹联，是经吴玉章同志回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刘孟伉同志补书的。刘孟伉在补书联的序中云：“此联旧署长白崇实撰，长洲顾复初书，其实撰书并顾一手所为。愿刻久佚，今补，仍以汉分法”。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的小说《大波》④、四川师范大学老教授郭祝崧在1946年3月撰写的《成都春游三胜》⑤中都不约而同地介绍这副对联，并指出撰联人为顾复初。

现在祠内过厅有副落款冯玉祥将军撰书之联：

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

仰流风于遗像，万古清高

其实《楹联丛话》卷三早有载：“陈东桥孝廉为余述，灵川县有诸葛祠联云：······又云：‘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像，万古清高。’忘却撰者姓名。”这充分说明此联非冯玉祥原创。

祠内楹联也并非都是题联者专门为成都武侯祠题写的。有些楹联最初悬挂在其它武侯祠，后来成都武侯祠将其翻刻过来。如过厅中郭沫若同志书写的一联：

志见出师表

好为梁父吟

一些人误认为是郭沫若为成都武侯祠题写的。其实这是他为湖北隆中武侯祠题写的。1963年末，隆中武侯祠管理处函请郭老为隆中诸葛草庐题联，郭老也未到过隆中，但时隔不久就寄来了这副对联和一副题词。题词为：“一九六四年岁首题为襄阳隆中诸葛草庐，寄自北京什刹海，郭沫若”。后来成都武侯祠的同志索取了拓片翻刻，删去了边款中“为襄阳隆中诸葛草庐”等字。当然，襄阳武侯祠、南阳武侯祠等名胜也曾将成都武侯祠楹联翻刻过去悬挂。

此外还有作者和最初悬挂地点都存在着争议的一联，即清末武侯祠的过厅一副署名沈葆桢的联：

地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襄阳问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根据联律来看，下联“襄阳问”似应为“问襄阳”，疑为传抄之误。

无独有偶，杜甫草堂诗史堂前悬挂着一联：

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两联仅有开头一字不同。草堂这副名联，原刻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因军阀驻兵草堂而被毁。解放后由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叶恭绰补书。原刻署名为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但据原四川省文史馆馆员陈月舫的《玉笙楼笔记》记载，对联实际上是由丁宝桢的幕僚沈寿榕、彭毓崧合撰。⑥

《古今联语汇选初集·名胜二》有这样记载：“沈文肃任蜀藩时题一杜公草堂联云：‘地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草堂之东，有万里桥，故云。”沈文肃即沈葆桢。《对联话·题署三》有类似记载。

拙作《一副名联三个问题》曾谈到，综合各种资料就有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联作者到底是沈葆桢，还是丁宝桢，或者是丁宝桢的幕僚沈寿彭毓崧？第二，原联第一个字应是“诗”还是“地”？第三，原联最初悬挂在杜甫草堂还是武侯祠？清楚了这些，则明白了作者创作对联的初衷，也就是理解了对联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如最初是题写于草堂内的，那么联语肯定是表达对杜公的怀念，只不过是借诸葛武侯来表达对他的怀念罢了。反之则是对诸葛武侯的怀念。⑦联中词句“丞相祠堂”、“大名垂宇宙”、“桥”等都是直接与诸葛亮有关的，所以有最初题写在武侯祠的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

四  余论

总之，武侯祠楹联是前人给我们留下一座文化宝库，今天仍值得我们研读。古祠楹联从数量上的小到多，思想上的不断深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侯祠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对文中提出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希望有关学者加大研究力度，早日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楹联创作应该与时俱进，但武侯祠毕竟是文物古迹，里面悬挂的楹联作为文化遗产也主要是反映历史。因此武侯祠博物馆近年来一直在文物区，从不擅自添加今人创作的楹联，笔者对这种做法是非常赞同的。此外，笔者认为今后我们还应注意两点：

第一：加强武侯祠佚失楹联的收集工作，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今天我们见到的楹联数量仅是历史上的一部分。武侯祠早已挂上文博头衔，就应该对自己曾有的家底进行清理。博物馆文博研究员应与省内楹联学研究者联合，广泛查阅各时期的文人笔记、报刊、联书等。同时采访在世的成都耆旧，从各种不同渠道采集楹联。当然，也应该对楹联的作者、产生时间等作细致考察。对资料审核、把关从严，区分哪些对联是专门题写在成都武侯祠的，哪些是从其他地方翻刻进来的，哪些又是其他武侯祠而非本祠的。笔者也建议适当时间编辑一本全面介绍祠内楹联（收录现存楹联和佚失楹联）的书籍。

第二：将武侯祠楹联纳入大的“三国文化”视野中来审视。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三国对联既是对联的一个独特品种，又是三国文化的载体，它自身已成为三国文化的一部分。武侯祠是现存的重要三国遗迹，武侯祠楹联又是三国楹联一部分，理所当然属三国文化的一分支。将其纳入“三国文化”视野中来审视，应该将它们与各地三国楹联（包括其他地区武侯祠楹联）、三国诗词、三国戏曲、三国传说故事等放在同等位置比较，找出它们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的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的异同，进而更加明确祠内楹联在整个武侯祠文化、在成都名胜楹联文化中的独特价值。

比如成都作为三国之蜀汉故都，成都武侯祠楹联以“攻心”联为代表，而对诸葛亮躬耕地有争议的河南南阳武侯祠的楹联则以“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为代表。1958年毛泽东同志曾在“攻心”联前凝目沉思，久久推敲其蕴含的哲理，并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及此联。1959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南阳武侯祠参观时，在大殿前注意到“心在朝廷”一联，然后随口改成“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地域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两座武侯祠的“招牌楹联”思想内涵有所差别。但毛泽东、胡耀邦等领袖人物又将这些含有辩证思想的政治题材楹联提高了到治国的认识高度。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注释：

①钟树梁：《草堂之春·成都武侯祠》，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33页.

②积多：《此联作者是杨度吗？》，《天府联苑》，2009年3-4期合刊，68-69页.

③《推十书·诗集》卷下，成都古籍书店，1996影印本，2252页.

④李劼人：《李劼人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19页.

⑤郭祝崧：《成都胜迹导游》，《旅行杂志》16卷12期.

⑥丁浩、周维扬：《杜甫草堂匾联》，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42页.

⑦林鑫：《一副名联三个问题》，《天府联苑》，2009年1期，33-34页.

参考文献：

[1]龚联寿.联话丛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胡君复.古今联语汇选[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3]谢辉，罗开玉，李兆成，梅铮铮.三国圣地武侯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本文入选《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下册——全国第十八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