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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6-1-31 18: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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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剑堂主的资料附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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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剑堂主”陈凡先生的名字,大多数人都是从《三剑楼随笔》这本书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他曾写过一本《风虎...其中傅国涌先生编著的《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有关“百剑堂主”的介绍稍微详细些,现摘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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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三剑楼随笔》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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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三剑楼随笔》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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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剑楼随笔·百剑堂主卷》
不爱白脸假斯文
七八年前,得到一本刘兆吉编的《西南采风录》,收集的全是西南各地的民歌,极之喜爱。在那上面,有闻一多先生的一篇序言,读之颇有会心之快。闻先生说:“在都市的街道上,一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快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腰驼’;女子所得意的是:‘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家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受,但鼠窃狗偷的手段,却是他们所不齿的。哪一个都市人,有这样的气魄,讲话或设想:‘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生夫在眼前,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座花园。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闻先生又问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然后又答道:“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语气毫不含糊。因为闻先生觉得,我们“文明”得太久了,精神上成了“天阉”,正需要这种粗旷豪迈的气魄来做药。闻先生写这篇的时候是抗战初期,我们的民族正由于亡国大患之临头而觉醒怒吼起来,他之有此感觉是很容易了解的。
自从读了闻先生这一段话,我对民歌特别有了兴趣,以后凡遇到此类的书,几乎都买。读得多了,确实感到出诸“庄家老粗汉”之“口”的东西,较之出诸“白脸斯文人”之“口”的东西,读起来更易使人的血滚热。
今年一年内,上海印了两本明清民歌选集:一本叫《明清民歌选集甲集》,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本叫《明清民歌选集乙集》,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容都是从明清两代名家辑本中选出来的那些书,以前一般人都不容易见到,故选集可说相当珍贵。在这两本书里,朴质而直接的感情,常常越纸而出,“真”得可爱,也“真”得可怕。比方:“灯儿下,灯儿下,灯儿下叫了声灯王菩萨:昨夜晚,三人说的什么话?今夜晚,有你有我无有他。抬起头来,提提灯花;剔灭了灯,又害相思又害怕。”写初别后的心肠,多么婉切。又比方:“禅堂寂寞,相思病儿磨。木鱼儿懒捶,,经本儿合。有什么心肠念弥陀!出家人受尽千般苦,到老来哪有个神,神仙做?吃什么斋来念什么佛!”这位可怜的人儿,竟至焦烦地发起脾气来,连什么清规戒律都一脚踢开了。
有一些个骂起人来,是骂得赤裸裸不留余地的。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喜欢的“直”,但“直”也就是“真”的基础。下面的一首就是这样的:“又是想来又是恨,自己沉吟。一片的假意,哄奴到如今,何从有真心。见了我,花言巧语将情尽,假意温存。不过是那宗事儿将奴混,瞒不了过往神。思想起来,一阵阵的凄惨,一阵阵的伤心,泪珠儿湿衣襟。想必是咱二人的缘法尽,另有心上人。没奈何,手拍胸膛将你问:是假还是真?”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最近还印了一本《明代歌曲选》,把冯梦龙等十多人的作品都收入了,这是作家们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民歌选》那样生动。不过把“辑”和“作”参看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
傅青主不武而侠
梁羽生将傅青主放在他的小说《七剑下天山》里,把他写成一个武术很了得的人。我最近读书,看到一些有关傅青主的材料,不过却是“文”的。可是虽然不武,却相当“侠”,就把它写在下面。
傅青主原名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才改字青主。他的祖籍是山西忻州,长在太原。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明亡后隐居起来,自称居士或道人。他虽然戴上黄冠,却未忘国家之事。他在山中曾有《风闻叶润苍先生举义》一诗云:“铁脊铜肝杖不糜,山东留得好男儿。橐装倡散天祯俸,敲角高鸣日月悲。咳唾千夫来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头戴黄冠而仍拜伏义旗,可见他的入山不过是一种掩护罢了。
傅青主虽然入了山,但仍然无法避免清朝统治者的注目。在顺治十一年,他曾被捕在太原下狱,而且受了刑。可是他抗词不屈,绝食了九天,并写诗文以自况,有“秋夜一灯凉”之句。他把受苦难的监狱当成认真的修道之场,经受着坚贞的考验,与文天祥同样感人。
到了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傅青主被荐,但他严加拒绝。第二年,清朝统治者檄临邑长到他家里去,名为促驾,实则等于绑票。他说有病在身,不能去。可是被当地的官老爷命人把他连床抬起便走,他的两个孙子也只好跟了去,一路侍候。这位老先生到了离京师三十里的地方,拼死也不愿入狱。有一批公卿去迎候他,可是他睡在床上,既不迎,也不送,索性不给他们面子。那班公卿报告皇上,终于只好放他归山。放他时,还“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他不领情,却非替他戴顶帽子不可。跟着,有一位冯相国便特地找到他,对他说:“请您老人家勉强替我进去谢一谢吧。” 但傅老先生硬是不肯。那位冯相国也只好说他病重,叫人抬了他走。到了午门,他已经满眶悲愤的眼泪。那位冯相国亲自把他挟持下来,叫他行谢礼,他索性扑在地上。他们没法,只可说:“算了算了,这也算是谢过了。”其志节有如此者。
他做学问功夫,主张用批判的方法,冷静客观的态度,去辨别汲取。他曾说:“一双空灵眼睛,不惟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有全是底,有全非底,有先是后非底,有先非后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至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于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其中更有执拗之君子,恶其人,即其人之是亦硬指为非;喜承顺之君子,爱其人,即其人之非亦私泥为是,千变万状,不胜辨别,但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着便了。”他是主张独立思考,不泥于前人所见的。
傅青主诗文学问,写字绘画,样样都能。而他表现在书画中的崇高志节,更为后人所称道。前人曾有批评云:“青主之字,不如其画,画不如其学,学不如其人。”着眼点也首在做人,非常中肯。傅青主论书法时,也着眼于艺术家人格与艺术品的统一,他说:“余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自是贱态。”他说赵孟覜字如其人:“心术坏而手随之也。”论到写字时,他又说:“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也是这位老先生人格的体现也。
-- 老《大公报》的《闲评》
手边有一册四十五年的《大公报》合订本,这在中国报业史料上,也可以算是古董了。距今四十五年前,亦即一九一一年,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那是清宣统三年,亦即清朝统治被推翻的一年——辛亥。打开这册古董,看看几乎半个世纪以前的新闻与其他文字,有些确实相当有趣。
这一册合订本与目前的报纸合订本大不相同,它是用光面纸印的,内文全部四号字,所以每一个字如目前报纸上一栏标题所常用的字那么大,看起来甚省目力。印的不是双面而是单面,每一张折成两面,边上有报名、报纸号数及页次,有如普通的线装书。高度足有十英寸,煞像常见的“通书”。当时每日出纸三大张,每张六页十二面。看报头页的价目表,本埠报价时每月小洋六角,每份零售二分。那时恐怕还没有直接派报,所以报名下有“订阅报价先付,否则概不寄发”的字样。那时的所谓“本埠”就是天津,《大公报》的馆址是在“日本租界旭街四面钟对过”,这就是《大公报》的发祥地,一直到最近迁京之前,《大公报》的馆址都是这个地方。
我手边的那本《大公报》合订本还另有一层史料价值,因为封皮上还有英敛之写的报头,英敛之原名英华,是旗人,亦即老《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
翻开这册《大公报》,使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里面的《闲评》,很精短,很泼辣,很锋利,有时也相当幽默。它针砭时弊,讽骂官场,文字固然风趣,立论也不乏精辟之见,我想,如果那时候也有“杂文”这东西,这就是很好的“杂文”。我又想,如果香港《大公报》今日版面上能有类似的东西,担保还是可以叫座。现在我想做以下“文抄公”,抄两篇在下面,加以标点,以飨读者。当时报上不可能有标点符号,而且连断句也是没有的。此种《闲评》没有题目,如果一天有一篇以上,则用《闲评一》《闲评二》以别之,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下面是宣统三年三月初二的《闲评一》:
“英据片马一惧,俄争蒙疆一惧,葡占澳门一惧,法侵滇南一惧,日本经营东三省又一惧。长公子充钦使一喜,少公子娶妇一喜,女公子出阁一喜,次公子纳妾一喜,满朝文武齐来上寿又一喜。此老胸中忽而惧,忽而喜,正如十五个吊桶,七个上八个下,不知是好过还是难过。然而揣度此老心理,究竟惧是假的,喜是真的,惧的是无关痛痒的,喜的是窝心着肉的。”
我读此短文,极佩其刀笔,它在短短百数十字中,把此老骂得痛快淋漓,挖苦得到心到肺。其中把国与私,惧与喜,反复使用,层层推进,笔法极之老辣。而头一段的“据”、“争”、“占”、“侵”、“经营”等字,也用得字字不同,也字字斟酌,作者胸中须有丰富的词汇,才能臻此。
下面是同年三月初三日的《闲评二》:
“屡屡试产之新内阁,盛传于今日发表。一般望治之徒,以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揖送不负责任之旧军机,欢迎大负责任之新内阁;今日何日,试千载一时哉!然吾料内阁制度虽改头换面,而内阁中之人物,除旧军机外必无余子,正如夏姬嫁申公,名为一对新人,实则双双旧货,虽鼓乐喧天,盈门贺客,夫亦何乐之有!”
作者词锋锐利,字句铿锵,读之一气呵成,使人极之畅快。其中如“不”负责任之“旧”军机,“大”负责任之“新”内阁,“一对新人”、“双双旧货”、“鼓乐喧天”、“盈门贺客”等等,由他正反排比一番,意义声情,不觉都更突出而生动,真妙笔也!
-- 齐白石之诗
客有读予随笔《黄宾虹的题画诗》者,曰:“齐白石亦是诗人,何不一读?”
不错,白石老人也是诗人,而且,他老人家自己还说:“画因为大家都能欣赏,能够普及,所以喜欢的人多。而我自己则认为:第一是诗,第二是图章,第三是画,第四是字。”二十年前老人还印过《白石诗草》,只惜流传不多,而余生也晚,故没有见过。
白石老人是湖南湘潭县人,生长农家,自幼贫苦,一直到二十七岁,才拜了当地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作诗画。后来的师友之中,有王湘绮、樊樊山、夏午诒、陈师曾、王梦白、徐悲鸿等人,对旧学和诗书画等都有功底,从他们那里自然也得益不少,但一切仍应归功于他的天分和苦学。他有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云:“挂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就是苦学的写照。
白石先生有一位很慈爱的祖母,但当他八岁时,因为家贫,也只好对他说:“俗语说得好:‘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你现在已经能砍柴烧火,为什么只管写字!明天没有米,你看怎么办?可惜你生来时走错了人家!”所以他只好做些粗重工夫去帮忙家人的生活。我每次读了这位老祖母的话,都觉得心酸,因为话里流露着至情,既温和又酸楚。白石老人的诗,我认为可用十六字括之:朴素自然,至情流露,天真妙谛,雅俗共赏。这与他幼时那种家庭环境极有关系。他极爱含辛茹苦把他养育成人的老祖母和母亲,所以他七十三岁时,刻印曰“悔乌堂”,颇深孺慕之想。他有一首诗云:“祖母闻铃心始欢,也曾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看耕春,见慈乌,无不思家念老,那份感情是极深厚的。
白石老人不但时时怀念慈亲,亦时时怀念老家,在一幅《扶梦还家》的画上,题有这样的诗:“老屋风来壁有声,删除草木省疑兵。梦中大胆还家去,且喜儿童出户迎。”
他自己从慈亲身上得过深厚的爱,等到自己做了慈亲,对于孩子也是深爱逾人。他七十六岁时生了最小的一个儿子,有一幅画着老人送孩子上学的画,题着下面这样的诗:“处处有孩儿,朝朝正耍时,此翁真不是,独送汝从师。识字未为非,娘边去复归;莫教两行泪,滴破女红衣。”两诗均璞而不琢,但亲子之情,已跃然纸上。
对于乡村的朴素生活,白石老人也是永念不忘的。他的题画诗有云:“先人代代咬其根,种菜山园深闭门。难得中年太平日,人知识字布衣尊。”
白石老人的诗,除上述两类外,其论艺和讽世的诗也多妙处,下次再谈。
-- 郁达夫主要的一面
——美人香草闲情赋岂是离骚屈宋心
我对旧诗有偏好,在近人之中,又特别喜欢郁达夫。他的诗卓越风流,情深意婉,为他人所不及;所以凡是遇到有关他的文章,都以先睹为快。前几天在书店里看到一本《郁达夫南游记》,立刻就买来读了。
收在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是郁达夫在南洋时在报上发表的译著,共二十二篇。另有三篇附录: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信、郁达夫在马来西亚、赠呈达夫先生。
郁达夫在南洋是一九三八年末,但书中所收文章,有几篇的写作时间是在这以前的,
这本书收集了郁达夫零散的文章,可以替《郁达夫全集》作一点补遗工作,对于关心郁达夫文学事业及身世事迹的人,自然是很有好处的。有一点更值得特别指出来,那就是:普通人提起郁达夫,多把他当成一个所谓“颓废文人”,这自然是片面的看法。在这本《南游记》里,有许多篇文章,都足说明郁达夫是一个极端爱国的、有血性的人。他对抗战的关心与胜利的信念,他对奴颜婢膝的人的厌恨,他对朋友和青年的热情,都赤裸而充沛的表现了出来。透过这些文章,对于郁达夫的为人与性格,可以增加了解。
郁达夫在一九四零年三月写道:“我们的抗战最后胜利,是固定的事实,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所争的就是时日迟早问题。”但“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了。”同年五月他又写道:“现在的欧战,虽则一时似乎对英法有点不大顺利;但我相信最后胜利,必在主张正义人道的一方面。纳粹疯犬决不能征服全欧,同倭寇的决不能征服我中国一样。”他写左拉,可没有忘记中国的抗战和欧洲人民对纳粹的抗争;他纪念左拉,特别标出这位作家的“对未来光明的努力追求,和正义人道的拼死的主张”。在《文人》这一篇里,提到张资平和周作人的附逆时,他说:“文化界而出这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又说:“即以我个人的际遇而言,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副刊上作过慷慨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的指导者。”他特别为文介绍“印人张斯仁”,是因为他在抗战军兴之后,在南洋各地刻印数千,全数助赈。他在那篇文章里说:“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和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足见郁达夫的看人看事与做人做事,主要着眼于节操出处的一方面。他是一个爱人爱国都不惜拼死以赴的人。必须看到他这主要的一面,对他才能有恰当的评价,也才能对他终于在南洋殉国,得到恰当的了解。
几年以前,有一位郑子瑜先生编过一本《达夫诗词集》,在这本《郁达夫南游记》里,又发现了一些“郑编”所未收入的诗,我想读者之中,有人是与我有同好的。
我想喜欢郁达夫作品的人,都会买这本书,但有一点却不得不提出来,即书中文字标点错误之多,也是很少见的,甚至是整行排错到另外一页去的,这就未免过于粗滥了,所以我得了这本书,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憾!
-- 吟诗作对之类
和梁羽生谈到武侠小说的回目,他说以我为用心些。我说,我的《风虎云龙传》的回目,已决定从头到尾都采用四七句,即以十一字为一比,上句四字,下句七字。每回的回目字数都一样,在形式上比较整齐,对仗也设法弄得工整些,读起来也可以比较响亮。既然用的是旧小说的形式,则对于回目似也不妨讲究点。在武侠小说作者中,还珠楼主是比较注意回目的,但白羽却不用旧式回目,他的《绿林豪杰传》在港发表时,回目都是几个朋友代拟的,只是字数并不整齐。
一个回目其实就是一副对联,平仄对偶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类雕虫小技,说它易,非常之易;说它难,也自有其难处。因为“示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规矩是死的,很简单;至于说到巧,那就没有范围,也没有止境。“吟安一个字”尚且“捻断数根须”,况乎不止一字哉?一幅好的对联,可以使你一生不忘;但万副坏的对联,仍叫人莫记一字。文字恋爱,是无法强迫得成的。
对联可长可短,有五七字到百数十字一比的都有。长联中最有名的,到今为止,恐怕仍是昆明滇池大观楼那一对,作者孙髯翁。在这一百八十个字中,有脑中的历史,有眼前的境界,有动景,有静景,有欢欣,也有感慨。游滇池的人,看到这对长联,更增加了游兴;想滇池的人,读了这对长联,也撩起了游思;谁又能不承认它是文学中的妙笔?谁又能说它不如一首好诗呢?
数年前我往游西湖,遍读能见的联,至今能留在脑际的只有两对,一对是岳坟的“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是大家所知的。另一对是三潭印月的“春水绿浮珠一颗,夕阳红湿地三弓”。说道对仗工整,当然是后一对更佳。论到形象生动,色调的幻美,比喻的雅丽,这十四个字都是上品。
做对联最讲平仄虚实,这边是平声的字,那边就必须是仄声的字;这边是虚字,那边也一定是虚字,这边是实字,那边也一定是实字。规矩是很严格的。我认为,对于一个靠文字吃饭的人,注意一下这类小事绝对不会没有好处。这并不是牛角尖,钻钻是无妨的。因为中国字是单音字,不是平声就是仄声,平声响而仄声哑。由这些平仄声的字组织而成的文句与文章,组织得好不好,也直接影响到文章的流畅或晦涩。有些文章能朗朗上口,铿锵有声,有些文章则口舌凝滞,其分别处,多半就在这个音韵的问题上。大至一篇文章,小至报纸的一条标题,略懂音律的人比不懂音律的人写起来,更容易笔下有声;而声与情又往往互相关联,正如狂涛巨浪之属于大海,“大江东去”只宜于“铁板铜琶”,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幼时读过一首唐诗,到头白仍然记得熟;读了一篇《阿房宫赋》或《李陵答苏武书》,十年后至少还记住了一半。但一首新诗你读了几遍,你可能连其中的一节也背不出来(自然不能因此鄙薄新诗)。这固然与往时的背诵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因为旧诗文讲究音律,使人易于记诵。名作家老舍劝学写作的人一定要涉猎韵文,我想,除了因为中国的韵文在文字功夫上都有高度的凝炼之外,韵文对音律的严格注意也该是理由之一。在这方面,中国自来有许多入门的书,不过一般人或者不留心,或者不加重视罢了。
-- “诗”与情
前次我谈了一下那几本语译的《诗经》选本,有几个朋友觉得有趣,都说要全部买来看看。我又再把那些书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讲给他们听,有人又说:“你何妨在随笔里再来一篇。”我觉得也可以再胡扯一下。
那三个选本里所选的,大部分是情诗,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之一。不过对于情感的看法,各译者有时却有些不同,其中感情的浓淡,气质的参差,看来也颇有意思。比方《关雎》一诗的最后一句“钟鼓乐之”,余译为“娶她来钟鼓喧喧”,陈译为“用钟鼓去欢乐她”,李译为“钟鼓迎来好喜欢”在这三个译法之中,我最喜欢陈译,因为爱一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凡是碰到什么好东西,都首先想到给她一份,这样的深情是动人的。情深不深,这也就是分际。爱情本来是两个人中间的事,什么都先想到对方,这就差不多了。而余李两译似乎都只想到做“新郎哥”那一阵的高兴热闹,感情反薄而不厚。李译所引原诗最后一句为“君子乐之”,与众不同,与其译意亦未尽贴和,不知何故。
对于《隰有苌楚》一篇,余陈的看法与李长之的看法大不相同。余冠英在解题里说:“这是乱离之世的忧苦之音。诗人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都是可羡慕的了。”陈子展也认为“这是一篇悲观厌世的诗”。他又引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的相同的看法,,并同意郭说“这种极端的厌世思想在当时非贵族不能有,所以这诗也是破落贵族的大作”。但李长之却认为“这是爱慕一个未婚的男子的恋歌”。这两种看法的相差,就不止“毫厘”,而是“千里”了。我是宁从李译。因为既然把“夭之沃沃”的“苌楚”译作“你是多么少壮啊多么美好”的“羊桃”(余译),或“细嫩的而又肥美”的“羊桃”(陈译),而诗人又歌之再三,要说他极端厌世,似乎很难讲得过去。他们三人的译意中,只有第一章的最末一句“乐子之无知”发生了分歧,余译为“可喜你无知无觉”,陈译为“喜爱你的没有知识”,这是与他们厌世的理解相合的。但李长之却译为“冒冒失失我喜欢”,他把诗人的对象理解为一个未入世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是人本身则是一个渴求佳侣的人。我又觉得,诗中“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的三个“乐”字,解释为羡慕也没有解释为喜欢的自然,所以我觉得李译较合情理。
另一篇《出之东门》,余译认为诗人的对象是那位“装饰朴素的姑娘”。李陈两译都认为诗人说的是自己安贫守俭的妻子。我觉得后说为是,特别是李译的朴实深厚,更能传达原诗的感情。好在只有十二行,不妨抄在下面:“出了那个城东门,瞧见成群女人像彩云;成群女人像彩云,就是系不住我的心。白绸褂儿青围巾,我还是爱我那穷女人。一走走到大集上,瞧见大帮女人像鲜花;大帮女人像鲜花,我也不去思念她。白绸褂儿红围巾,我还是爱我那穷女人。”可说情直而真。说句笑话,对那些未讨过老婆也未知道家庭味道的年轻小伙子而言,恐怕还是“爱靓如爱命”的多,说他们会独爱“缟衣”,连我都有点不相信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2-15 19:05:2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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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私家侦探
-- 发布时间:2004-2-5 20:33:00
-- 黄宾虹的题画诗
有一天晚上朋友请我吃饭,他准备的不仅有酒有肉,还有另一种食粮,那就是刚裱好的八章山水册页和另一张山水立轴,都是黄宾虹先生的作品,笔墨均极精。但我不愿说这是黄先生的“精”品,因为据我所见,黄先生的作品无一不精,也就不必,也不能用精品或常品字样来加以轩轾了。
这八张册页是黄先生壬申(即一九三二年)入蜀之作。当时的得主自书道:“宾虹壬申来蜀,文酒之会,谭接甚欢,此到省两月画赠之品也。”签名只有一个字,我分辨不出来。黄先生在画末题有“壬申腊月,□□先生鉴正”等字。这些宾虹先生二十多年前的笔墨,我那朋友是最近从北京买到的。
就我所见而言,黄先生每一张画都有题,而所题又分两种,一是他自作的诗,一是他的画论。所以看他的画,不独从画面有所得,从他所题的诗和画论也有所得。我觉得黄先生不但是个功力深厚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一个国画理论家。如果看他的画而不注意其所题,有如目不见珠;而如看画也深味他之所题,则可增加对其画其人的了解。我没有这么多的余钱去买画,但是有机会看到他的画时,就抄他在画上所题的诗和画论。现在北京正筹设黄宾虹先生纪念馆,如果能设法搜集黄先生题画的诗和画论,另印出来,我想不但可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于学画的人也一定有益。
那天晚上我看画时,顺手也抄了画上的诗,一共九首,,依次录在下面。这些是有些有题有些无题。(一)“来径珠穿蚁,登峰松引针,清辉回日驭,应解惜分阴。”(二)“古树槎牙夕照苍,乱山稠叠暮烟凉。客心高阁原亡赖,目断寥天雁一行。”(三)“峦光波逝波,云烟千万态,岁月如奔泉,山色青不改。”(四)“辨曙动征□,澄江洒微雨,关津望不极,弥漫隔烟雾。”(五)“乍暖忽乍寒,雨意断还续,微风敛轻烟,青山如膏沐。”(六)“红绚晴霞烂漫春,花繁林暗望通津,循流不隔仙源路,哪识人间有战尘。”(七)“绿满亭皋水满渠,橹声摇曳出林於,斧斯不到清阴处,拂岸支离寿散樗。”(《周浦纪游》)(八)“岩岫嶙峋湖水平,渔村面面对江城,晴晖十里人归远,秋气横空一雁鸣。”(《齐山》)(九)“潭水拖蓝间浅红,落英轻飏一溪风。归耕且计贫专壑,写出灵源入画中。”(《八十六岁时黄山桃花源纪游作》)
另外,我自己也藏有黄先生的山水两幅,一幅有诗云:“断云崩石几山过,千里诗情送棹歌。牛渚矶头晚风起,江声不似树中多。”另一幅有诗云:“送爽喧清籁,迎曦破淡烟,峰回三峡路,飞鸟出遥天。
我们读着上面的每一首诗,即使看不到画,画中的境界不业已如在目前了么?读诗如见画,见画如读诗,此亦黄宾虹之可传乎!
-- “正传”之前的“闲话”
一个编副刊的朋友,决定要在报上刊载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稿件,当初想在朋友中推行征兵办法,凡到达一定“笔龄”的,都派他相当的“役”务。 后来因为许多人都太忙,变改成“拉夫”的办法,结果梁羽生、金庸、和我三个人就做了壮丁。
幸而这种“壮丁”的待遇,与抗战时期的待遇颇有不同,不至于五花大绑登途,连“三子送终饭”都吃不饱;相反的,还有稿费可拿,如果自己能够妙笔生花,说不定还可以扬名显姓。于是“拉夫”变成了投效,编者自然表示欢迎,可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至于读者欢不欢迎,那就看你们的招数了。”
编者之所以说“招数”,是因为我们三个人除了“正当职业”之外,都在写武侠小说,如果容许照梁羽生的说法,那就是写“新派”武侠小说。当初,编者叫我们每个人来一个专栏,轮流刊登,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大家不待商议,立表同意。后来对镜自热,竟发现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笔外,“侠”气实在并不顶多,乃在定这个专栏名字的时候,还我“楼”来,送将“侠”去。至于那个“剑”字,则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因为报纸为正义事业而前趋,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笔,能够略效微劳罢了。
说到随笔,它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方便的样式之一。它可长可短,可记事,可写人。严肃如燃犀烛奸,荒诞如谈狐说鬼,世界之大,沙粒之微,均可信笔拈来。它内容不限而形式不拘,它如故友相对而可恣意谈笑。我们今后在这个专栏里,也将是无所不谈。我们自然极希望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但首先想避免读者的讨厌。
这一篇算是开头,但只是“正传”之前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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