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荒唐年代荒唐事

槐花社员

文章提交者：竹哨仙

      哲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其所以记下一些尚未忘却的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是为了后人不再遭遇这样的荒唐。

                  1、厕所里的反动标语
     1956年，我上初中一年级。
刚过“五四”青年节，那天太阳火辣辣，没风，闷得有点难受。我们正在做课间操，突然一辆吉普风驰电掣驶进校园，下来一个胖胖的干部和两个荷枪便衣，凶神恶煞往教师办公楼冲去。顿时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好像连空气都要爆炸一样。一会儿，那两个荷枪便衣押着被五花大绑的张老师塞进吉普，风驰电掣地走了。大家眼睛瞪得更大了，几乎异口同声：为什么？
     到下午，传闻：张老师在厕所写了反动标语，所以是现行反革命，所以被捕……
     男生都在前几天就发现了厕所的隔板上用美术字写的三个字：“反饥饿”。但没有人想到是张老师写的。
     张老师名世器，30岁左右，个子很矮，站在讲台上把手伸直粉笔也只能写在黑板的中间地带。他教美术，写美术字不打格子不用尺，笔笔端字字正就像铅印的；他画虎，虎虎而有生气，看画如闻虎啸。因为他嗓门大，学校委任他为生活老师：每当开饭，他便拿着一个土喇叭对着一千多就餐者喊话：“肃静……肃静……吃得快的同学不要超份，不要抢，不要抢……”一顿饭下来，他的嗓门喊得沙哑了。接着便一桌桌巡视，发现有没能抢到饭菜的小同学，便到教师食堂拿自己的那份饭菜接济他。每当就寝，他也拿着土喇叭在学生宿舍大院喊话：“熄灯……熄灯……”有几次寝室闹“鬼”，半夜三更突然全体喊叫起来，声如山呼海啸，胆小的同学吓得屁滚尿流。每当这时，张老师总是及时出现在宿舍大院，他对着大喇叭喊：“同学们，不要怕，世界上其实没有鬼，是有人说梦话，肃静……肃静……”然后到各寝室巡视，轻言细语：“睡吧，没事。”一边为同学盖好被子。久而久之，同学门课堂上把他当老师，课外把他当妈妈！
      这样的老师会写反动标语？而且在厕所？
      据说抓捕张老师的依据只有一条：这个学校除了他，还有谁能写出这么漂亮的美术字？
      张老师被捕的第三天，谜底解开了：一位高年级的同学跑到校长室，申明：“厕所里的字是我写的，不该张老师什么事。要坐牢我去！”校长惊呆了：“你？一个青年团员，学生会干部能干出这等事来？”想不到这位同学一再肯定“是我。”写“反饥饿”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饥饿”。然后签字画押，然后上报，然后开除团籍，通报全县……
      张老师也没能因为有人顶罪而释放。听说上面批示：一、张是老师，某学生写反标的美术字就是张体，其思想意识肯定也受张的影响；二，案发后，在学校美术室里发现张的一幅作品，画的是一只老虎背松向阳张口大啸状，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嫌疑。
      从此，再也没能见到张老师掂起脚尖伸直手臂在黑板上作画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张老师用土喇叭喊话的洪亮的声音。那位因反饥饿受处分而终于自动退学的同学，也杳无音信，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能吃饱饭的地方……

槐花社员

2：他跟死神见过面

   他叫李宗环，45年前，他是我初中班主任和“文学”课老师，他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那时他才19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刚从市里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他中等个，白白净净的脸蛋，用现在的话就是很帅的那种。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全班55名新生同一天在他那儿报到，当晚他就在教室里点出50个学生的姓名，一下子就怔住了我们。第一课是扬溯的《三千里江山》，他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声情并茂的朗诵，绘声绘色的动作表情，深入浅出的文学点评一下子就感染了我们。课间，他掏出口琴，为我们吹奏一首《解放区的天》，激动得两肩上下耸动。他说他小时侯就爱口琴，但一直买不起，所以，第一次得到工资便首先实现买口琴的理想。每天晚饭后，他带我们到油茶林中散步、讲故事、排演课文剧……他很开朗，成天乐呵呵的，不知道什么是愁。只是当我们问起他的家事时，脸上掠过一丝淡淡愁绪，但一刹那便消失了。他只告诉我们，他15岁那年父亲死了，母亲给人家当奶妈、洗衣服供他上完的学。
   那时的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要到学生家访问，称作家访。我们县只有两所初中，我念的是二中，学生大多来自五六十里的山区。李老师每周六下午到周日下午是家访时间，他穿着草鞋，挎着书包，背着斗笠，照着地理老师画的地图，一乡一社地走。当然吃住在学生家，那时刚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民的锅碗里开始有些羞涩，而且他发现，多数人家炒菜没油，这在我们家乡叫“吃蜡锅”。因此，李老师到谁家都只吃素菜不吃荤菜，而且只吃一碗饭，伙食费照样按标准交一角二分钱，一分不少。家长不收，他便说，你不收我下次就不来了。虽然有时候饿得冒虚汗，但还是达到了一学期走完55家的自定目标。全班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李老师都能说出个子丑壬卯来，当年为学生填报助学金申请表，因李老师填得最翔实而获得校长的表扬，还特意给我们班奖励了一个甲等助学金指标呢！
    坏就坏在家访，家访几乎让我们的李老师送了命！
    党号召人民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大字报。我们单纯、热情、可爱的李老师怀着对党的无限热爱的感情，也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吃蜡锅是解放后的耻辱》！
    到57年底，我们学校又一个右派产生了，他就是李宗环！
那年他还不到20岁，是全县已经揪出来的100多个右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于是李老师与其他大小右派成了火线批判斗争的对象。
    在一个月黑风急的晚上，师生都已停炉收工吃完晚饭准备右派过堂，李宗环不见了！
    老校长这时也顶着右派帽子，听说李宗环失踪了，对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说：“赶快找，他年轻，没经过风浪，可能会步罗荣荣后尘！”（罗荣荣是从小学教师中揪出的第一个右派，这只枪口上的出头鸟觉得无脸见丈夫子女，一头扎进尿桶里自尽了）。听到老校长的话，我们班几个女生哭出声来。组长恼羞成怒：“哭什么？注意立场！”接着手一挥“所有右派马上出发，把逃犯找回来！”
     右派们点着火把，兵分三路，翻山越领，边走边喊：
    “李宗环，你还年轻，你不要想不通……”
    “李老师，你是个好老师，学生盼望你回去！”
    “李宗环，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老校长纵步飞奔到水库边，一把抱住面朝浩淼、木呆直立的李宗环，大号一声：“要有志气，活着！”
    从此，李老师没进过我们的课堂，和他的同伙们持久地劳动改造……
也不知道这一切真的过去了没有……

槐花社员

3.呜呼，我的香樟树！

    我老家是一个数家合住的大院，虽然它早已成了废墟，但其形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那祖上栽种的香樟树！
    大院四周都是香樟树，我儿时它们都有两个大人合抱那么粗，一棵树洒下一片荫，20多棵树，你说有多大的荫？若大的一座院，远了看不到墙，也看不到瓦，只见一堆绿！
    儿时香樟树下的童趣现在只能在梦中出现：纳凉、扫树叶、掏鸟窝、听蝉鸣、爬树捉迷藏……
    记得刚刚念过几首唐诗后，我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一首自称唐诗的东西给我教书的二爷爷看，他称我是小李白，并奖我一支毛笔。我虽终究成不了李白，但那处女“诗”我还记得：
                                            小桥流水树荫
                                            绿樟翠竹红椿
                                            蝉鸣鸟语蝶舞
                                            斑鸠喜鹊蜻蜓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砍树！
      那天来了一支斧锯大军，足有50人，带队的训话：全部砍了当柴火，一棵不留！
      第一天，樟树和别的树全部砍倒了，第二天，全部锯成两米左右长的木料。估计第三天就得劈成柴！
      当晚半夜，我二哥伙同对门的三癞子扛回家几节樟树，藏在楼上，神不知鬼不觉。
      到了1962年，难得的“和平年代”。那年我参加工作，在家当农民的二哥很高兴，把他藏了快4年的樟木料般下来一节，请木匠做了一双挑箱，装下了我的所有行头。
     呜呼——我的香樟树！
     哀哉——我的诗！
     好在我的挑箱还在，它伴我走过了颠沛流离的岁月，如今我还用它做保险箱——因为樟木拒腐，书籍衣物绝对不发霉不长虫。
     我感谢二哥给我留下的这对樟木挑箱。去年，二哥病逝，我哭得很伤心……

槐花社员

4.母亲的疗养院

  有一个日子我永远记得——1960年9月12日——我这个大男人在母亲面前哭泣……
  那时我在城里读师范，准备着做光荣的人民教师。学校的粮食形势越来越紧：由每天半斤米减到每天三两（当时计量单位为1斤=16两）。实在饿得慌，便格三差五地溜回家找父母亲补贴补贴——虽然家里的口粮指标也只有三两，但母亲能把这三两米拌上野菜加工成一大碗好吃的东西，父亲捕鱼捞虾每4斤可以换回一斤米。
   那天，有点凉意，我走了60华里地，已是满身虚汗。当我饥肠辘辘地回到家里时，却不见了母亲！父亲有气无力地告诉我：“你娘病了，进疗养院了。”
   疗养院？那可是个新鲜事物。7岁的小妹带我去大队的疗养院，她告诉我，前些时候粮食指标又减了一两，爹打鱼没力气，娘得了水肿病，头晕，腿上按一下一个深窝窝，便送到疗养院，那儿一天有三两米，还发压缩饼干……
   那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房子，现在是大队部。上了楼，便是一间稻草狼藉、草席横七竖八的大房间，里边躺着、坐着、站着七个中年的和老年的无精打采的妇女，门首用红色写着三个字：疗养院。
    我进去，有两个认识的便笑着叫我的名字，并把我母亲叫醒了。母亲强打精神坐起来，条件反射般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个纸包，递在我手上。
    “饿了吧？”
  “我不饿。娘怎样？吃药了吗？”母亲脸色蜡黄，两腮下垂，眼无亮色。
   “我好了，医生说不要吃药”，指着我手上的纸包，“这个比药还好，你尝尝。”我打开纸包，有七八根手指粗细的东西，黑褐色，像石头那么硬。我拿了一根，别的塞给小妹。小妹又塞给我，说她已经吃了好几回了。我听到小妹“咕嘟”一声吞口水，便把手上的那根放回纸包。
   我用拇指按一下母亲的小腿，深深的窝，半天弹不回来，我鼻子发酸。
   小妹说：“咱们大队饿死三个人了！”
   “别乱讲，是病死的！”母亲瞪了小妹一眼。
   我把那几根“压缩饼干”给还母亲，母亲又推给我：“你吃，是留给你的，明天还发呢。”
   把好吃的让给我们，是母亲的传统。过去，家里吃鱼，她说她爱吃鱼鳃，鱼肉给我们；后来家里吃黄菜和豆腐乳，她说她爱吃黄菜，豆腐乳给我们；再后来家里吃白米饭和红薯饭，她说她爱吃红薯饭，把白米饭给我们；再再后来家里吃红薯饭和红薯粥，她说她爱吃红薯粥，把红薯饭给我们；再再再后来家里吃野菜粑粑和野菜汤，她说她爱吃野菜汤，把野菜粑粑给我们；现在疗养院吃集体饭发压缩饼干，她吃了那份集体饭觉得享受，心里不安，把压缩饼干给我们，以后……
   我伤心地哭泣起来，怎么也忍不住。
    娘急了：“孩子，咋了？都大男人了！”
   小妹也莫名其妙地由抽泣到大哭，病房里的大人也在抹眼泪。
   我的泪大滴大滴地掉在那谁也舍不得吃的压缩饼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