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美建交的转折性事件:中苏关系恶化最是关键

革命

　　在中国外交史上，1969年是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年代。

　　这一年，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曾经是兄弟加同志的大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而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互相敌对长达20年的对手却开始相互接近。

　　这年7月，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急电说：7月16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漂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文，陷入沉思。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我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来，中美对立近20年了。

　　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周恩来的感觉是敏锐而准确的。他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的确，自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确实有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和举动。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2月，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尼克松这样做有他的考虑。这除了他自己要在在位期间搞点名垂青史的想法外，还有主动同中国和好以抗衡苏联的目的。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实力受损，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利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急剧向全球扩张，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苏联武装挑起中苏边境的流血冲突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如果中国失去了对苏联的威慑，那么美国对付苏联就更困难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尼克松真的有诚意和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也应作出相应的姿态。这不仅是出于中国一贯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利益来考虑。3月份中苏边境珍宝岛的枪声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已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物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或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了抗衡苏联，中国也需要改变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对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新动向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指挥外交的人，他不仅是个将军，而且同时还是个士兵，他必须亲自掌握复杂而广泛的材料，必须弄清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否则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决断。革命不是绣花，但革命包含绣花，有些工作就是需要非常细致，一针也不能错。在某种意义上，外交工作就是这样。

　　周恩来决定亲自抓这件事。他吩咐秘书，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本来，美国准备在这一天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因为发生了这件事，美国推迟了宣布。他们要看看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月23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因其所乘游艇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周恩来立即批准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给对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双方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

　　周恩来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后来美国政府的备忘录里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到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

　　敏感时期，一件小事的得当处理往往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常说外交工作无小事，也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半月之后，周恩来的一个动作再次拨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使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9月11日，周恩来与到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使尼克松大为震惊。半年前中苏两国还是兵戎相见，怎么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尼克松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

革命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松的得力外交助手。他从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告中看出了门道。他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们这么长时期的矛盾决不会因为机场的一次谈话就化解了。你看他们的公告里连一个“同志般”的字眼都没有。

　　这正是周恩来外交的智慧。本来，在送审的新闻公告稿中，有“同志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来审阅时把这些字眼都删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形容词“坦率的”。实际上，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还算是友好的。

　　尽管基辛格这样安慰，尼克松还是有点着急，他要基辛格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1969年12月3日，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有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人员，急切地表示：我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要我转告你们代办，美国政府准备恢复与中国的会谈，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在那种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投降”帽子的年月，我使馆工作人员在没有接到国内指令之前哪敢擅自与美国大使接触，于是紧张而匆匆地躲避。斯托塞尔不顾斯文，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二楼追到三楼。这就是世界外交史上闻名的美国大使在华沙追赶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奇特一幕。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我们的外交官得了心脏病。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外交部。

　　周恩来接到雷阳给外交部关于斯托塞尔追着要与他接触的电报后，忍不住笑了。

　　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要外交部电告雷阳，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

　　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先后收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息，并且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11月间为改善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作为对美国发出善意信号的回应，12月6日，周恩来在上报毛泽东后，又亲自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名美国人。这两名美国人比较复杂，审理的时间较长些。当时在他们的游艇上发现有收发报机。周恩来要有关方面认真负责地查清此事。经过认真全面的审查，认为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来还要外交部把释放两名美国人的事通知驻波兰使馆告知斯托塞尔，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970年1月20日，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2月，又举行了一次。

　　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交代：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果重提美国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中美会谈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恰当处理台湾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

　　周恩来觉得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这一立场。还在考虑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时，周恩来就对在中美接触中穿针引线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说：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

　　会谈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美国无意站在哪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方式。

　　随着亚洲和平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国愿意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国方面在会谈中表示：中美两国只有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果美国方面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摘自《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 作者：陈扬勇 重庆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