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957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 朱德力荐刘少奇接任

革命

　　1957年4月30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休息厅。

　　在这里，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欢聚一堂，座谈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其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开门整风己进入高潮，毛泽东在讲完了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招风的中心发言后，突然话锋一转，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此言一出，令刚刚还被毛泽东开诚布公、虚怀若谷的讲话感动着的民主党派人士深感惊愕和意外，会场上一时窃声阵阵，丝丝骚动。会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紧急密陈”，联名致信中共领导人，恳请说服毛泽东收回成命，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毛泽东力辞国家主席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新中国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也是他的首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祖国大陆还没完全解放，处战争状态，因此作为国家主权和领上完整象征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一职空缺。直至l954年9月。五年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直代理国家主席处理国务．不是国家元首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随着新中国外交局面逐步打开，一步步走向世界，毛泽东在目益频繁的国务活动中越来越感到别扭，觉得名不正言不顺。新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尽快和国际接轨，这己成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的共识。

　　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正在会同民主党派人士酝酿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明确提出宪法要规定中国设立国家主席的制度，中国要有国家主席。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应该是什么样?毛泽东有他独特的见解。

　　他说：“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委员长，笔者注)，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为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总统)区别开来，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我们国家的元首(国家主席)要有自己的特色，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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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使中国有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更好与国际接轨；二防万一不测，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运转；三可在政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牵线搭桥，又不至于使其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毛泽东设置国家主席理由之充分和近乎天衣无缝的解释，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一致赞同。

　　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则当选为副主席。

　　然而，就任国家主席两年后的1956年夏，毛泽东就在北戴河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披露了他不想担任下任国家主席的意思。此时他己是一身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万事缠身，己令他应接不暇，力不从心。现在又多了国家主席一职，，必须经常抛头露面，送往迎来，更分散和消耗了他的精力。还是在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在回寄给宋庆龄的新年问候信中，就曾无奈地感叹自己“吾衰矣”!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务外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礼仪形式，令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向来豪放不羁，不喜循规蹈矩的毛泽东很是不习惯，不自在。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从有了不想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后，他以后多次重申这个愿望。1958年初在南宁会议上，他再次对与会人员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

　　长期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也同样日理万机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人，十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他们在党内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解释工作，终于使党内在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党外人士力劝毛泽东连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打算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想法却遭到了党外著名民主人士的善意阻拦。这些人大都经历晚清、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等朝代。他们在先追随孙中山革命未果，后幻想国民党救国破灭后．最后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找到了他们的归宿。中国共产党面对长期战争破坏留下的烂滩子，励精图治，团结全国人民，硬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令他们折服；他们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宽广胸怀。他们把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折服和感谢集中在了毛泽东身上，为新中国有这么一位领袖而骄傲自豪，真诚地希望他永远当新中国的掌舵人．新中国永久的象征。如今，听说毛泽东无意当下一届国家主席，有点接受不了。

　　就在天安门座谈会结束当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双启挑的陈叔通和黄炎培，受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委托，进行了紧急磋商，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现在形势“不可以说国家己经稳固了．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方尚在剧烈斗争”，“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否则，“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的机会”。最后，他们干脆“披沥直陈”建议刘少奇、周恩来“及时邀请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他们希望通过刘、周力劝毛泽东收回成命。

　　事关重大，刘少奇、周恩来阅后立即直接转呈毛泽东。

　　陈、黄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心里清楚，他们来信表达的意图很有代表性．不仅党外人士．连全国人民一时都接受不了，就是党内也有相当部分人不赞同。如果解释工作不做好，会引起人们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甚至误会，好事反而办成了坏事，于党于国不利。总之，他当不当下任国家主席，不是他个人的事。认真看完来信后，毛泽东在信的末尾郑重地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己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没把对陈、黄信的批语直接交给陈、黄本人，而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特别指示他们“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l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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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政治局大张旗鼓地做工作。首先务必在党内统一思想，这表明．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心是下定了。


　　西方的一些通讯社很快就捕捉到了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信息。1958年6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不断听到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传说，并被西方政要和媒体记者频频要求予以证实。还没有听到国内正式传达的宦乡，便紧急向外交部报告了此事。

　　7月31日，正想通过非官方渠道扩大他辞职影响的毛泽东看到宦乡的电报后灵机一动，决定借力造势，立即亲笔回了一封电报，不仅要求宦乡证实“所传辞职事是真的”，还要求他‘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以便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毛泽东自己还亲自“放风”。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又专门把自己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

　　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中央政治局在党内外的广泛“透风”和卓有成效的解释工作，围绕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这不大不小的风波逐渐平息。考虑到了党内外人士的情绪，中共中央作出的《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入的建议的决定》特意作了这样一些“缓冲”和“铺垫”：

　　“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请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不管怎样，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

　　朱德力荐刘少奇接替毛泽东

　　谁是第二任国家主席的人选，毛泽东没推荐提名，只是说“让别人干!”这个“别人”没明确，又引来党内外人士的猜测。毛泽东辞职风波仍未完全平息。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定调子的，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向二届人大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名中，而新的国家主席人选尤为受人关注。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屠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入的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这种观点。还在半年前，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侯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在这份名单上，仍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而没有提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这就透露出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既然如此，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

　　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明白了中央的意图。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要“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以后在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他多次说过自己比毛泽东年长七岁，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至此，国家主席候选人己水落石出，非刘少奇莫属，与会者无不心知肚明。但是，由于毛泽东始终未推荐提名，在全会讨论提名国家主席候选人时，会场出现了少有的尴尬。这时，邓小平站起来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话音未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于是，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德为委员长候选人。

　　4月5日，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作了这样的说明：

　　“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毛泽东对党内一致认可刘少奇为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结果很是满意，但黄炎培、陈淑通等党外民主人士会不会还有其它想法?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亲自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他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己经l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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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时期始。在中共党内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只有刘少奇。中共历史文献中有过正式记载的，有三次，刘少奇都出色完成了代理任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谈。毛泽东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行前，毛泽东曾在党内交代，我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听到过这些话。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l949年12月，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ll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于12月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三个月。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这年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届，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毛泽东对过去刘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经历非常满意，特别是对他出色的全面驾驭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赞赏有加。所以毛泽东这次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刘少奇“比较适合”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对刘少奇放心。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朱老总”，一再赞扬他“肚量大如海”，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学习。

　　邓小平，特别是毛泽东、对新的国军主席候选人合情合理的说明解释，彻底消除了人们在新的国家主席人选问题上的种种疑虑，增强了党内外群众对刘少奇的进一步了解和他出任下任国家主席的信心。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朱德当选委员长。碰巧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就任第一任第二任国家主席的年龄都刚过花甲之年，61岁。

　　至此，围绕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的风波彻底平息。黄炎培、陈淑通等党外人士，通过这场国家主席候选人“风波”，又一次亲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宽广胸襟和坚如磐石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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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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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要打倒刘少奇:因不能容忍别人意见

　　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根据会议所反映的问题和毛泽东的讲话总结整理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进行了适当纠正，要求正确地对待基层干部，把基层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种，而“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要求尽快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
　　
　　同时，《二十三条》中还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标准之一，是完全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但是，《二十三条》也存在着在处理问题方法上的严重的不足和“左”的倾向，对城乡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论断，强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列的条文，有的地方做了文字加工，有许多地方根本就是毛泽东的原话。从整体上看，这个文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在讨论中，彭真插话说：“农村‘四清’，中央搞了一个《前十条》，又搞了一个《后十条》，应该说是……”

　　“不要讲那个《后十条》！”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彭真的插话，“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我看北京就是有两个独立王国在那里明显地存在着！”

　　毛泽东还说：“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确认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他已经不能容忍别人再反驳他的正确意见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已经完全否定了与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有直接关系的“后十条”；他已经把刘少奇作为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是睡在他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在《二十三条》中，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但毛泽东的真正用意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了。而且，只要人们仔细阅读《二十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坚持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甚至认定中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导致他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导致了党内“左”倾思想的膨胀和发展。

　　那么，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呢？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但人们理解，所谓走资派，主要是指那些热衷于搞修正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又在党内掌握着一定权力、担任着一定职务的人。这样一来，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人们自然就把那些党内一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或者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而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同志统统划成了所谓的“走资派”。“走资派”的提出，使一些人想：如果不是苏联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如果美国没有封锁中国，如果蒋介石不是趁火打劫地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如果印度也没有派兵入侵中国的边境地区，如果刘少奇从一开始就完全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但是，一切客观事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苏联就是出了一个赫鲁晓夫，而且又出了一个勃列日涅夫，可能还会出什么别的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的人；美国封锁、敌视中国大陆由来已久，这是他们国家的既定政策；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这辈子注定是难以改变的了；印度入侵中国边境，是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狂妄的扩张主义所决定了的；只是，刘少奇同毛泽东共事几十年，从领导安源煤矿罢工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从遵义会议到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从延安坚持抗日持久战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从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到建国后的抗美援朝，从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都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怎么现在两个人的观点、意见、对一些问题的根本看法都不一致了呢？刘少奇之所以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因为他在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认为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材料，认为要想使中国的广大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必须解放生产力，必须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吃大锅饭是绝对不行的，解放后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刚刚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广大农民潜在的巨大能量还没有真正释放，即被“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刮得晕头转向，农民爱惜自己土地的热情遭到打击，再加上“一平二调”和发生在许多农村干部身上的“瞎指挥风”，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是由于发生在党内的“左”倾思潮起着主导作用，他要尽全力扭转这种局面，但却力不从心。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于走集体化道路，任何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际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外界压力以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更加证明了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战胜世界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刘少奇长期以来不抓阶级斗争，是与自己对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他不能容忍党内意见的不统一，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人意见的不统一。


　　《二十三条》就这样制定出来了，中共中央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通知：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就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孰是孰非，参加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的人们无法明确地判断，只能是留待历史给予客观的证明。但在这次会议上，人们都举了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说，《二十三条》是“绝对正确”的。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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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总觉得老毛的请辞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政治手腕,还可以从中了解其他人平时没表露出来的真实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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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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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章士钊冒险调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

　　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湖南长沙人，著名党外民 主人士。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反对封建帝制，但又出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要求学生读经少｛曾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1949 年，章士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在和谈破裂后留住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1973年春，经毛泽东、周恩来特批，以探亲名义赴香港做统战、对台工作，同年7月病逝于香港。

　　毛泽东对这位师长辈的老乡十分尊重，二人私交甚笃。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曾慷慨解囊，“借”给毛泽东数百块银元，资助革 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建国后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 元，年年如此，直到章在香港去世。这堪称我党统战史上的一大佳话。而章所著的《 柳文指要》 这种被列入“四旧”之列的书籍，在毛泽东的大力促成下得以在“文 革”这一特殊岁月出版，更让人看到两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章含之在她的《 我与父亲章士钊》 一文和《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以及她主编的《 章士钊全集》 两书中，都收入了“文 革”期间章士钊的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这两封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特别是研究“文 革”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记录了章士钊曾经竭尽全力地居中调停党和国家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的一段秘闻。

　　那么章士钊是如何调停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的呢？再好的内容转述，也不可能达到直接阅读原文的效果，故特将章士钊的信全文引录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64年春节元日润（毛泽东字润之――以下括号内的注释均为引者所加，不另说明）开教育会议于上海（此处为作者误记，应为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但是）细绎（理出事物的头绪，意即分析）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大都）无不予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己，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人卜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人们对善的追求，都与我一样）；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 与程正辅游香积寺》 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责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铃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不用说）学术，即以里（同乡）与年事（年纪）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崎龁（咬，啃。喻忌恨、倾轧）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 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踞（长跪，双膝着地，挺直上身，表示态度极其诚恳）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犹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 无间（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即刻，马上）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原指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 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豹狼于玉帛，易戟指（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贡，喻情感不睦）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书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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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从前，以往）朱叔元《 与彭宠书》 ：“凡事毋为亲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止，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使国家强盛），以崇而民（使人民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您首先书动从事有利），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　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虽然现在还未见到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可以大体推知那封信的内容，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清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淤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接到章的信件后，很快就回了一信。此前，毛泽东在诸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指示及《 炮打司令部》 的大字报中，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刘少奇，但在刘少奇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截至目前止，这很可能是仅见的材料。毛泽东的复信全文如下：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1967 年）3 月10 日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 “尚难”如同章士钊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肯定”，那“尊计”也就只能“缓行”了。
　　在造反派丧失理智地“横扫一切”的恐怖日子里，像章士钊这种人，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多少遍，其理由也是万分充足的：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镇压学运的刽子手，鲁迅要打的“落水狗”，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封、资、修齐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俱全，谁能说半个不字？这一点章士钊本人比谁都明白。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义无反顾地从中调停中共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真让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

　　在此之前，当“红卫兵”抄了章的家以后，章士钊一怒之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不仅未加责怪，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周利用这个批件，拟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 主人士名单，不少人是沾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才免遭劫难的。有人就以此为据，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他才敢“得寸进尺”，不揣冒昧、不惧风险地给毛、刘分别写这两封信。除此之外，人们尽可以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但是，无论怎么说，读过这封指责“文 革”为“动 乱”，认为给刘少奇加的罪名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信，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士钊不屈流俗的卓越见识由衷折服，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上的“樱逆鳞”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不能不对他的侠肝义胆、耿直性格与果敢作为表示钦敬。尤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像他这种经历极为复杂的民 主人士，自身尚且难保，能够这样做，更难能可贵，甚称共产党员之诤友。（《党史文苑》 王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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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显露毛泽东刘少奇分歧的寿宴

　　鉴于四清前段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年底，中共中 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 央局的领导干部开一次中 央工作会议，以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 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由运动之始的配合默契转而走向分歧。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 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 盾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应该说，20日的常 委扩大会议，气氛还较为缓和，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坚持主要矛 盾的提法表示不满。而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出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赞成的，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但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提法。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说：“《二十三条》中间的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从会议发言的内容看，刘少奇并没有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提法，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胡乔木于1980年7月8日在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时说：“毛主席1970年对斯诺的谈话，是在世界上发表的。毛主席说，1965年1月，刘少奇反对‘走资派’的提法。其实，刘少奇没有直接反对，只是说，有两类矛 盾的交叉。像这样的问题，不讲不清楚，但都讲又太繁了。”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逐渐加重了对刘少奇批评的分量，发言的气氛也与20日的常 委会大不相同。

革命

　　这次会议不久，恰逢毛泽东生日。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提出要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请大家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宴席共分三桌，毛泽东坐在按品字形摆的三张桌子上方那张的首席，左右两边是陈永贵和董家耕，陈、董旁边是钱学森、邢燕子，这桌还坐了陶铸、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和曾志。而刘少奇、胡 耀 邦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江青则分坐另外两桌。一到会场毛泽东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他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他递烟后继续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 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 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绝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同志身上想啊！散席后，毛泽东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据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摘自《四清运动实录》 文／郭德宏　林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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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别人用烂了的东西，他老人家还真有瘾去用，可惜啊，可惜，朱总司令的愿望没有成真，要不后来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