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中国降级最多的将军 黄克诚的九次“反调”

槐花社员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到了晚年，黄克诚又受命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在此期间，他有过两个讲话，一个是对毛泽东，一个是对林彪。
   
    说起黄克诚大将，熟悉他的人会告诉你他的两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和“黄老头子”。
   
    叫他“黄瞎子”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前面的小鬼和他开玩笑，没有坑也跳一跳，他在后面也跟着一蹦一跳，逗得人们直乐。还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
   
    这里说两个故事。一次，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到了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说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人家不给找。后来就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
   
    经过1959年的磨难，他又重新工作后，到总后去找洪学智。卫兵又把他拦住，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找你们部长。”人家说什么也不信。他说，你们找他来问问……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却是很硬的！”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他一生坎坷，多次挨整，但秉性不改，还是敢说，敢讲，敢唱反调。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颜直谏的忠臣。黄克诚与他们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应该敢讲话”。
   
    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慨叹，现在谁还敢唱“反调”啊！这足以说明唱反调之艰难。我们这里记述的正是这位黄克诚大将敢唱“反调”的几件事。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他是被毛泽东电召上山的。
   
    上山前，他曾经到过湖南农村，也见到过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说实在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
   
    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开会，听谭震林讲山东的农业情况。应该说，谭震林是“大跃进”的支持者，谭异常兴奋地说:“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可达400斤哟！真是了不起！”
   
    黄克诚听了直摇头。那时候小麦的产量还比较低。
   
    会上，他拉住这位老战友，说:“老兄，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多少？”
   
    谭老板和他也不见外，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在新四军的时候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
   
    “不是说过了嘛，400斤嘛！”
   
    黄克诚说:“你骗鬼去吧！”
   
    谭震林说:“我亲眼见的嘛！”
   
    “你要说，有的地方亩产400，我信；要说平均400，只有鬼才信。”
   
    可惜那时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

槐花社员

    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同时，他对湖南没有搞强迫密植表示支持。他说:“这就对了嘛，这样你们的粮食就比湖北、广东多了些，那里已经有人吃不上饭了。”
   
    说这些话时，黄克诚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还对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上山以后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弥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
   
    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和他谈起了山上的情况，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黄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黄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
   
    说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干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你对那封信怎么看？”
   
    “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洞，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黄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
   
    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还是有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黄克诚的风格。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
   
    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二、比例失调；
   
    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
   
    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干脆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不好的一面。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的火气也蛮大。”

槐花社员

    至今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说起黄克诚的这次发言来，还都记忆犹新，说黄老那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
   
    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是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
   
    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
   
    “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这就是黄克诚。这也正是人们说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还和别人论理。
   
    黄克诚不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他信任的领袖，他认为就应该向毛泽东讲真话甚至提出批评，并希望毛泽东能够从谏如流。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还有一顶，是说我们是湖南集团，我也不接受，同是湖南籍，在一起多说点话就叫湖南集团？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黄克诚如此说法，也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果，因而有人说，黄克诚是自食其果，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说来话长了。我们只能拣几件很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说一说。
   
    说起来今天的年轻同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占上风。湘南特委坚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就叫做：
   
    “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
   
    “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
   
    这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杀光了，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了。
   
    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的指示是：
   
    县衙门要烧！土豪的房子要烧！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从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15里要统统烧光！
   
    天啊，怎么能这么干呢？
   
    县委书记对黄克诚说:“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黄克诚据理力争:“这么干老百姓是反对的，弄不好要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这是对敌人狠不狠的问题！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
   
    “什么立场？老百姓的立场！”

槐花社员

    “你是‘右’倾！对敌斗争不敢下手！”
   
    “这不是对敌斗争，这是烧房子，我们这么干，老百姓不同意的！”
   
    “你这是尾巴主义！！”
   
    “你这是盲目蛮干，后果你来承担？”
   
    年轻气盛的黄克诚不听这位书记的意见。
   
    县委书记最后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执行！”
   
    “这是错误的，我无法执行！”
   
    “你不执行我就要严肃处分你！”
   
    当时，黄克诚的心目中，党组织是无比神圣的，他可以反对一些人的决定，但绝不可对抗组织。
   
    但在执行时他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只烧了县衙门而没有一条一条街的全烧，大部分房屋和商店硬是保留了下来。
   
    从此，黄克诚就开始有了唱反调的名声。
   
    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反调唱得是有道理的，当时坚决执行了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县委，引起了农民反水，把县委的干部几乎杀光了。
   
    由于黄克诚一再和县委唱反调，县委就开会批评他“右”倾，要他写检讨。黄克诚说，我没有错，写什么检讨？
   
    于是，他的县委委员当不成了。
   
    他到三军团的时候正是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都吵嚷着打大城市。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拿我们的那点力量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之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看法，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2年，红一方面军决定打赣州，兵临城下了，他又大唱反调，在行军路上和彭德怀吵了起来，说:“彭老总，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彭德怀也是执行上级指示，他说:“不管什么路线，要打就得打胜！”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从而保存了实力，幸未被追究。
   
    但后来，他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反对错误的中央指示，被批判了一个多月，他和军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走路时吵，住下以后还接着争论。他对贺昌说:“我们要争论20年！”
   
    这里我们要多说两句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三军团在广昌开会。黄克诚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
   
    红军长征途中，他又因为提意见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苏区打“AB”团，一开始，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直至晚年，还在为此痛心。到了大打“AB”团的时候，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其结果不仅是被撤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
   
    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黄克诚在新四军第三师又唱起了反调……
   
    1943年的春天，正是莺歌燕舞的好时光，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却刮起了一场冷风——上级要搞什么“抢救”运动。
   
    对此黄克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对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中央下来的指示，不敢不执行，他们也很难啊。
   
    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槐花社员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
   
    黄克诚来听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向中央交代？”
   
    “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
   
    “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
   
    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但当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呀！
   
    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
   
    正常的手续处理。
   
    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样和上面对着干，怕会有麻烦吧！”
   
    黄克诚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麻烦。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了新情况。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
   
    夜晚，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
   
    在有些春寒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
   
    原来曾希圣的爱人余叔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余叔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二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在上海的时候就……”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
   
    那个女同志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
   
    她讲得有声有色，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她说得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于是又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

槐花社员

    听着听着，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
   
    黄克诚又安慰她，不要哭，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
   
    她哭着说:“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也把这个道理说了。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
   
    黄克诚说:“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
   
    饶漱石同意了。
   
    打曹甸，他的意见和刘少奇、陈毅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几乎吵了起来。但这也没有影响他们以后的关系……
    这是1940年的事情，当时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如何解决这股顽军，是新四军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指挥部的意图是，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
   
    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主动去打韩德勤，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
   
    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们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批准了攻打曹甸的计划。
   
    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这样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
   
    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对曹甸战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电报中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
   
    ……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其战法：
   
    一、首先在４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二、肃清４个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槐花社员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定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而不予理睬。
   
    结果，此战没有完成预定目的，敌人虽有较大伤亡，而我们有2000多名将士血洒苏北……战后，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因而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而实际上，由陈毅兼任的司令员，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专门批评黄克诚。
   
    黄克诚当然不服气，他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的严肃，刘少奇、陈毅都在场，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
   
    黄克诚说:“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是推卸责任！”
   
    “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
   
    会上吵，会后黄克诚找到陈毅，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说:“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
   
    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事情，是要沉淀一下才能解决的。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说到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到了1942年，他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说:“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
   
    他又说:“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听了陈毅的话，黄克诚觉得，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
   
    到了晚年，黄克诚又受命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在此期间，他有过两个讲话，一个是对毛泽东，一个是对林彪。
   
    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后来又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在这段时间里，他有过两个看来和中纪委的工作关系不是很大的讲话——这又涉及两个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和叛党叛国的林彪。
   
    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黄克诚是常务书记，他说他要讲话，至于讲什么，却没有说。人们都觉得无非是讲怎样端正党风。
   
    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黄克诚是在别人挽扶下走上主席台的。他没有讲稿，也不可能有讲稿，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如果说那天他的讲话口若悬河，那一点都不夸张。他坐在台上，开口便说：

槐花社员

    “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从我党我军的创建时期说起，讲到毛泽东在危机中怎样挽救革命，讲到毛泽东受排斥后，中国革命受到的损失；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没有套话，没有官话。
   
    会场上安静极了。
   
    会后的反响强烈极了。
   
    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
   
    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
   
    也有人说，黄老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个会上讲这样的问题。
   
    还有人说，这完全文不对题！
   
    后来，有人送来了他的讲话录音整理稿，说:“黄老，你的这个讲话可以拿出去发表。”
   
    他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
   
    于是，这个稿子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当时小平同志很忙，但他还是很快看了这个稿子。他明确指示：
   
    “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
   
    黄克诚的稿子又送到了胡乔木的桌上。
   
    很快，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送给新华社发了通稿。
   
    稿子一见报，反映更加强烈，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几百封来信。
   
    多数的信当然是赞成他的讲话的，也有少数人来信骂他，说他是老糊涂，是老僵化……
   
    秘书选了一些信来给他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的意见。”
   
    其实秘书已经找出了4封，但觉得这里面有的信完全是不讲道理，甚至有些话很不客气，怕惹他生气。
   
    当他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
   
    于是秘书把4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都有点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停了一下，他又说:“可惜不知道写信的都是些什么人，我很想同他们探讨一番。”
   
    秘书说，写信的人大概都不会用真实姓名，就是用了真实姓名恐怕也不好找。
   
    黄老又说:“写信的人我看不外乎三种人，一种是年轻人，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一种可能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了整，心里有气；还有一种可能是思想方面有局限性、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老人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找了几个信的地址，准备和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老又说：
   
    “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此事只好作罢，黄老叹了口气，看来他是对此深感惋惜。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如此，对林彪的评价就更有他的性格特点——
   
    他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以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同志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
   
   
    听完条目，他让秘书再念一遍。

槐花社员

    秘书又给他念一遍，听完，他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说:“现在这么写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吧？”
   
    黄克诚说:“经过研究也不对，这么写是不行的。文字少不说，历史上战功也没有反映出来。” 这在当时，不要说年轻人，就是党内的同志也不敢这么说。
   
    “这样吧，你去把他们请来，我要和他们谈谈，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
   
    于是在北京郊区他养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面对这些搞百科全书的秀才们，黄老的话很有几分沉重。说话有点慢，但却是字字千钧。
   
    “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我也有责任讲几句话。我也是一个老同志。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有些微微发抖，来这里的同志也有些紧张。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的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我这个人是敢讲点真话的。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确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抗日战争，再说进军东北。黄克诚认为，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东北地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这历史功迹不能抹掉。
   
    黄克诚说了历史，又说解放以后，他说:“建国以后，军队授衔，那是经过毛主席，经过许多同志反复考虑、权衡，才评出了十大元帅。国内外都知道。如果把他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难以令人置信……”
   
    他还谈到了《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你们年轻，没有经历那段时间的斗争，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写进条目中，这点也值得斟酌。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陈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映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本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即使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言论，都应当允许提，提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嘛……”
   
    参加当时座谈的人听了，都说:“这话也只能是黄老讲。”
   
    黄老的话的确抓住了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百科编辑部专门发了一期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这次谈话。他自己却说，我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应该说的话而已。
   
    别人并不知道，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乱的日子里，有人给黄克诚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些事林彪是知情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知林彪不光没有为他说话，反而更加重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
   
    黄克诚如是说。
   
    <走进怀仁堂>

湖边蓝蓝

真正的将军。

私奔

<font color="#228b22">黄老真不是盖的!</font>

无花

<p>同意楼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