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名人与对子

超级老生 · 发表于 2008-2-21 00:45:17

作者：钱文忠 　　袁世凯父子与联圣大方 　　 　　“名人与对子”从来都是人们喜闻乐道的题目，我们就从“洪宪皇帝”袁世凯以及他的“皇二子”袁克文（其字寒云恐怕更为著称，美籍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之父，袁家骝的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健雄博士）说起。 　　袁世凯不必多介绍了，晚清至民国初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民国大总统，后来不过瘾，演出了一场帝制的闹剧，还登基干了几十天的“中华帝国皇帝”。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袁世凯这个人物在人们的印象里，大概总是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其实不然。袁世凯家世显赫，少年时代还是颇读了一些书的，人也很是聪颖。只不过，他志不在此，而是放浪形骸，恣意不羁，却实在有着超越常人的霸气。据说年仅十三四岁，袁世凯就自撰对子一副：“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将自己比喻成蛰居大泽的蛟龙，有朝一日定将逐鹿中原。野心之大，口气之大，当然令他的塾师目瞪口呆了。 　　不过，若要论文采风流，袁世凯是绝对不能和他的第二个儿子袁寒云相提并论的。袁寒云的生母，是袁世凯在朝鲜所纳之妾，贵族妇女金氏。和热衷于风云诡谲的政治舞台的其兄袁克定不同，袁寒云视富贵如浮云，以仕途为畏途，将金钱作粪土，一生逢场作戏，流连花丛，醉心文史，迷恋艺术，死后竟然无钱下葬。袁寒云也因此当之无愧地名列民国“四大公子”之首（其余三个是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堪称“浊世嘉公子”。 　　不用说，袁寒云从小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他的老师之一就是我们介绍过的“联圣大方”。说起袁世凯聘大方为寒云师，还有一段不知真假的传说。据说，绝顶聪明的寒云经常出难题为难他的那些笃学宿儒老师，袁世凯为之头痛不已。有一天，袁世凯逛妓馆，见一位妓女家的墙上挂着一副对联，字如干柴枯枝，文却是极其巧妙地集《四书》圣人言为联：“少之时不亦乐乎，卿以下何足算也”；滑稽的是上款为“翠喜大姐雅正”，下联是“扬州大方”。袁世凯大为赞赏，就折节敦请大方为寒云师。寒云见了大方，例行刁难，要求大方接他的对子，对得出叩头认师，对不出就请大方卷铺盖。两人连过数招，下面是传说中的对子，上联为寒云所出，下联是大方所接：酒酣欲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蠹腹食残经典／马蹄踏遍烟花；烟锁池塘柳／灯深村寺钟（都带金木水火土）。如此这般，寒云大服，乃拜大方为师。 　　大方对袁世凯的厚待也很是感激，曾作一联，以谢东家：出有车，食有鱼，多谢孟尝能客我；金未尽，裘未敝，今年季子不还家。袁世凯为了表示对大方的感谢，为他捐了四品官衔，大方又作一联：捐四品官，无地皮可刮；赁三间屋，以天足自娱。“天足”云云，大方有一大脚妾也。 　　袁寒云得此名师，又兼天资聪颖，醉心史书，则其擅作联语对子，自是意料之中的了。 　　　　张伯驹与对联 　　张伯驹先生也是名列民国“四大公子”的人物，和其他三位公子相比，在家世出身、嗜好学养方面，应该说他和袁寒云比较接近。 　　既然称得上民国“四大公子”，其家世之显赫贵盛自然是不消说的。张伯驹和袁世凯是同乡，也是河南项城人。1897年出生。其父张锦芳之兄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是历任同治、光绪帝师的状元宰相孙家鼐的门生。有此奥援，加上张镇芳本人也的确非常干练，因此，官是做得风生水起，而且多是诸如长芦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清朝垮台后，张镇芳的宦途更为顺达，家产更加膨胀。个中原因倒也并不复杂：其姐嫁给了袁世凯之弟袁世昌，此其一；袁世凯受满清贵族排挤，“回乡养疾”，别人是避之惟恐不及，张镇芳却在天津站携银票数十万两孤身相送，此其二。 　　有此伯父本来已经够厉害的了，却还更有甚者。张镇芳本人无子，乃据族规将张伯驹过继为子。因此，张伯驹实在可以说是生长于大富大贵之家，成长环境之优越，当然罕有其匹。在其前半生真可谓富贵子弟满途留芳。 　　张伯驹也确实风流过，但是他的主要爱好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他精通辞章之学，优于书画鉴赏，对于京剧艺术也有极其高深的造诣。再加上坐拥金山银山，更使他成为了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收藏家。这些耗尽了张家百万家产，张伯驹视为生命的名家剧迹后来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根据1957年7月文化部的“褒奖状”，其中就有：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国家拟将这些无价之宝作价二十万相酬，却被当时已不再富裕的张伯驹夫妇谢绝了。 　　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可能与对联无缘的。张伯驹就编著过《素月楼联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共四卷，有心人可以参看。此书的“自序”有一段话，代表了张伯驹对对联的基本观点：“中国对联在世界上为独有之文学艺术。因汉字之独特构造，我国诗歌自然由古乐府发展到律诗，而对联即律诗中之腹联也。至清中叶后，福建盛行诗钟，亦为对联之一种。除五、七言外，更有四言、六言、八言，以至近于赋体、词体之长短句。自来佳制如天造地设，虽鬼斧神工，难穷其妙。”这个观点不能不说是非常精当的。 　　题目既然是“张伯驹与对联”，列举两条与张伯驹有关的对联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对是张伯驹所撰的陈毅元帅挽联。上联是：“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下联是：“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对联被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看见了，大为欣赏。陈毅夫人张茜仗义执言，向毛泽东述说了张伯驹一无户口、二无工作的窘境。毛泽东是懂得欣赏联语的，遂嘱咐周恩来过问解决了张伯驹的问题。 　　另一副是别人挽张伯驹的联语，作者不详。1982年2月26日，尝尽冷暖荣辱的张伯驹撒手人寰。这副挽联的上联是：“晋唐宝迹归人民，先生所爱，爱在民族，散百万金何曾自惜。”下联是：“丛碧遗编贻后世，夫子何求，求其知音，传二三子自足千秋。” 　　这副对联与张伯驹挽陈毅联相比，自有高下之别，不过倒也确实说尽了这位自号“丛碧”的佳公子的一生。 　　 　　苏东坡的巧对 　　众所周知，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他的博学、机智、诙谐可谓是名闻遐迩。久而久之，他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传奇。关于苏东坡自然也就有很多精彩的传说，而且这些传说很多与他善于对对子有关。可见，大家一般都认为，是否长于对对子，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有学问、有急智的一种标准。 　　据说，苏东坡少年即文名藉藉，因此也很有些洋洋自得，就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少年苏东坡口气多大啊！过几天来了一位老者，拿着一册小书向苏东坡请教。苏东坡一看，别说这本人间书见都没见过，里面的字也不认识几个，于是大为惭愧，遂将对联添字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此后，苏东坡戒骄戒躁、孜孜不倦，终于成为一代大学问家。 　　苏东坡为官于朝，也时常利用对对子夺他国使者之气，全中华大国之体。《桯史》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辽国派遣使者来宋，久闻苏东坡文名，想出个难题，难难苏东坡。辽国有个上联“三光日月星”，举国无人能对，就以此来向苏东坡发难。苏东坡微微一笑：“这有何难，我要是对不出，岂非中国无人！我以‘四诗风雅颂’对之。”“三”是数词，“日月星”其数为三。苏东坡已不能再用“三”入对了，遂巧思以“四诗”对“三光”，而“四诗”正无非“风雅颂”而已啊！辽使叹服。可是还没有完，苏东坡居然还能对出另一个下联：“四德元亨利。”我们知道，“四德”云云，“元亨利贞”，显然苏东坡考虑不周，丢了一个“贞”。辽使以为这下可抓住苏东坡的短了，赶紧打算抗辩。岂料，苏东坡不慌不忙地说：“请先免开尊口。你以为我落了一个字是吗？宋辽两国是兄弟，你是外臣。我不说出来的正是我大宋仁宗皇帝的庙讳！”当时，对皇帝的庙讳是绝口不能提的。辽使顿时“咋舌不敢复他言”。 　　在日常生活中，据民间传说，苏东坡也时常利用对子来针砭时弊，在貌似不经意之间抨击一些不良习气。有一次，苏东坡便服出游莫干山，进了一座山中小庙。主事一看苏东坡衣帽不鲜，不像名人显宦，就随口说道：“坐。”吩咐小童：“茶。”真是开口就知有没有，主事阅人多多，马上觉得以来客的言谈风度，当非常人，于是马上改口：“请坐！”吩咐小童“敬茶！”再一谈，知道来客居然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赶紧改口：“请上坐！”吩咐小童：“敬香茶！”前倨后恭，竟至于此！苏东坡告辞前，主事当然不会放过留下苏东坡墨宝的天赐良机，请苏东坡题字。苏东坡濡毫挥笔，书成对联一副。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主事的势利跃然纸上。真不知道，那位主事还有没有脸将苏东坡墨宝悬挂出来。 　　有关苏东坡和对子的民间传说可谓数不胜数。不仅是苏东坡，“三苏”，还有未必是真实历史人物的东坡之妹苏小妹，都有擅长联语的美名。千余年来，不仅供国人茶余饭后谈笑欣赏，也起到了普及汉语言知识的作用。 　　也说纪晓岚 　　 　　古往今来，腹笥宽广兼机敏急智者，可谓多矣；以擅长对对子而名留青史者，也不乏其人。我们前面介绍的就古有苏东坡，近有方地山。后者若与前者相比，其名声似乎主要在士大夫之间传播，俗世知名度多有不逮。可是真要论起妇孺皆知这四个字，恐怕还真只有纪晓岚方足当之了。 　　纪晓岚，乾隆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自然是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其学旁通百家，主持风会，为世所宗。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像眼下流行的“戏说”类电视剧那样使他妇孺皆知，而在这些电视剧中，纪晓岚的博学机智的形象在不小的程度上还是靠了对子来体现的。那些挂在纪晓岚名下的对子也实在说不上有什么靠得住的记载出处，基本上都是有心人好事者相递传下的。 　　据说，纪晓岚幼年就聪颖过常人。一天，他提着一根牛皮鞭子去学堂等哥哥，正巧碰到老师出了个上联：“苇秆织席席盖苇”。他哥哥对不上，纪晓岚等哥哥放学等得不耐烦了，脱口对道：“牛皮拧鞭鞭打牛。”老师大为惊讶。 　　成名以后的纪晓岚更是以诙谐奇出著称，他昌言绝无不可对之对，而他所做的对子也的确出人意表却又合乎规则情理，往往让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我们略举几例。 　　乾隆下江南途中，偶见荷花含苞待放，其形犹如红拳，顿有所感，出上联云：“池中莲苞攥红拳，打谁？”纪晓岚看见池边正有一簇剑麻，遂对曰：“岸上麻叶伸绿掌，要啥？”岂非浑然天成？ 　　纪晓岚走路颇快，可称得上“行如风”。同僚彭元瑞编修，字云楣，也喜欢做对子，就出了个上联：“晓岚确是神行太保。”纪晓岚哪有不对之理？他的下联是：“云楣不过圣手书生。”“神行太保”、“圣手书生”分别是戴宗、萧让的绰号，两人又都是《水浒》人物。下联对同事于打趣中略显恭维。这种对子真是妙趣横生。 　　聪明之间微含狡黠，实在说起来也有些恶劣，那就是古语所说的“恶谑而巧”了。有两个书生一起来拜见纪晓岚，一个额头上有黑斑，一个左眼已盲。纪晓岚一见这两位仁兄大笑不止，两人请问其故，纪晓岚答以一联：“片云头上黑，孤月浪中翻。”而这两句还都是杜诗！又，京城多满族，因此妇女多大脚，纪晓岚集古人句为联：“朝云暮雨连天暗，野草闲花满地愁。”这种对子，肚子里没有装满古人诗词名句的人，怎么可能做得出来？不过，佩服之余细细品味，又不能不说实在有些微恶劣了。 　　光凭这些已然极其高明的对子还不够，像纪晓岚这样的旷世高手，必得更有绝活。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我们姑举其一，以与同好共享。 　　某父子二人同为戊子科举人，于是好事者拟一上联：“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大家都以为是绝对，想你纪晓岚不是号称世上无不可对之对吗？就拿去难他一下。谁知，当时正有师徒二人同在户部任官，纪晓岚遂对以：“师司徒，徒司徒，师徒司徒。”以“司徒”称户部之官，合乎古义。此联不仅贴切妥当，还大有古雅之气！众皆叹服无辞矣。       章太炎的对子 　　章太炎先生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大革命家。“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就来源于他1907年发表在《民报》上的《中华民国解》。鲁迅先生有篇很有名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里。 　　鲁迅先生称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还赞颂说：“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章太炎先生的学问，鲁迅先生当然是真正懂得的，但是，他认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很不赞成太炎先生“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毕生斗争的鲁迅先生因此很反对章太炎先生手定《章氏丛书》时，将“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多加刊落，他提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所以“应该一一辑录，校印”。 　　可喜的是，这些战斗的文章的绝大部分后来逐渐出版了，鲁迅先生的心愿可以说是正在实现。不过，我以为，同样能够反映章太炎先生战斗的革命精神的，还有他的对子，这方面注意者似乎就不太多了。我们就姑举几例。 　　满清皇帝退位，南北议和，伍廷芳在其间劳心劳力，以至须发为白。伍廷芳临终遗言火葬，家人自然遵其遗言。估计太炎先生对此公不太感冒，挽联是“一夜白髭，多亏东皋公救难；片时灰骸骨，不用西门庆花钱。”张伯驹先生的评语是：“上切其姓，下切其火葬，谑而近虐矣。”也就是说玩笑开得恶毒。 　　章太炎先生的青白眼是很有名的，要入他的法眼自然是不容易的。他特别爱拿那些高官显宦开玩笑。北洋政府期间多次出任总长，后来因为张学良推荐，又在南京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也算是现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了。有趣的是，此人字儒堂，信的却是耶稣教。这就让太炎先生逮着了，他作了一副对子加以嘲笑：“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如果说这两副对子还是冷嘲热讽的话，那么下面这副可就是绝绝对对的横眉冷对了。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在钟山设坛祭奠阵亡将士。章太炎就作了这么一副极其精彩的对子：“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直斥蒋介石等为窃国群盗，以鼠狗相拟；嘲笑蒋介石等居然相信古人虚言，以为南京真是龙蟠虎踞之地。 　　南京政府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分别掌管军、政、财、党，章太炎先生的愤怒和不屑也达到了顶点，他作了一副对子，上联是“蒋家天下陈家党”，下联出语激愤，简直就是破口大骂，而且用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实在不适合在此介绍的字眼。我之所以提，完全是因为这副对子实在著名，而且，太炎先生的战斗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章太炎先生这样的老辈大学者，在作对子时，也会不经意之间出点问题，引发后人无尽的感慨。 　　著名的文字训话学家、经学家，同样也曾经是反清斗士的黄侃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得意弟子，学界将这一对名师高徒以“章黄”并称。黄侃先生五十大寿，太炎先生当然高兴，就以贺联相赠：“韦编三绝今（也作行）知命，黄绢初成（也作裁）好著书。”联语并不难懂，无非是劝不轻易写文章的黄侃先生，既然已是知命之年，应该抓紧著述了。岂料，黄侃先生竟然就在五十大寿后不久暴病身亡，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震惊之余，有人注意到，太炎先生居然在祝寿的贺联中用了“绝”、“命”二字！当时的一般人也不会有此疏忽，须知，这副联语的作者可是一代学术大师章太炎先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