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感伤：李商隐的话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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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文本的形式依赖于创作者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作家的创作活动离不开自我体验”①，并且这种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成为文学文本的基础而决定了文学文本的存在气质，以此基础而建立起的话语世界呈现出只属于这种而非那种的独特个性。“体验流不断生成新的话语流，话语流是对体验流的一种明证”。②丰富独特的体验流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在创作者心中不断的累积，从而构成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当心灵受到外物触动时，在心境中会出现一串串心象序列，发而为诗，则可能以心象融合眼前或来源于记忆与想象等方面而得的物象，构成一种印象色彩很浓的艺术形象。”③文学文本的话语世界乃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生成艺术形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形象无不带有创作者浓重的自我体验色彩。或者可以说，生命存在的方式决定了生命个体的体验方式，生命个体的体验方式决定着创作者的话语表达，这种话语表达印染着创作者的体验个性并反过来映照着生命存在方式。因为生命存在方式是多种多样互不相同的，这就决定了生命个体的体验方式具有多样性和个体性。“话语”是主体性话语，是个人性话语。④文学文本的话语世界作为创作者的个性化体验的物化产品，以一种不容推辞的事实而承担起了对生命存在的原始表达的责任。话语世界的独异性生成在内在蕴涵上取决于生命独特的体验，另一方面，它同样取决于创作者的其他方面的素养，“因为个人的性格，意志，才气，气质决定了其话语方式，话语内涵，话语力度。”⑤其实，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外形的文学文本，不管是生命个体的体验还是创作主体的素养也只是给文学文本的话语世界奠定基调和设置大致的框架，而不能具体的影响到话语世界最直接的呈现方式，即话语世界是以何种面目出现于接受者的视界中的。这就要求创作者具有一种形之于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特的个人化语言积累，⑥因为文学文本始终是以语言作为自己的外在形象来存在于世的。⑺当然，在具体的个性化语言选择中，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素养仍然决定着创作者的语言选择和语言运用，它们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语言的特殊结构中，作为魂灵或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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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命的感伤作为一种长期的自我体验具有一定的无意识性和强迫性。人是被“抛”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具有不容任何生命个体选择的强制规定性。而且在每一点一滴的体验过程中，创作者由于受生存环境和生命遭遇的影响而倾向于选择感伤化的语言，并且在具体的创作中运用这种感伤语言，重构新的感伤语言。当这种已经明显的经过“自我化”的语言构成创作者的话语世界基础的时候，创作者的文学文本就会显现出这种强烈的“自我化”的感伤语言方式和语言面貌，导引着接受者去体验与创作者相同的生命体验。生命的感伤逐渐形成独特的李尚隐式的体验流，⑻迫使他选择与这种感伤的生命相符的语言方式，从而形成自我个性的话语流，使其文本呈现出浸透了生命感伤的独异文本气质而区别于任何一个与之并列的晚唐绮艳作家。正是这样的存在的强迫性也同时促使了这种自我体验的无意识性。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李尚隐，由于独特的生存处境的框架和独特的生命经历的影响，在选择个人创作的话语方式时是无意识的倾向于富于感伤内蕴语言的。语言方式与体验类型两者之间微妙的配合关系在作家文学创作中是无形的发挥作用的，在李尚隐的话世界中两者的关系便更加明显的突显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意境的形成是由特定意象决定的，言象意的关系也同样受到重视，“文不逮意”的忧患迫使每一个创作者都必须用有限的语言去营造自己意识所要表达的氛围。感伤的生命旗帜导引着李尚隐去悉心体察外物以至与物为物而达于“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庄生化境，也正是这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独特生命体验使得他的话语世界处处透露出感伤的气质。李尚隐感伤的生命气质投射到他所要表现的意象中去，使主体的感伤化作流而依附进一步融入客体，这种经过主体加工过的意象又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组合起来，形成文学文本的世界也即话语世界。这样，充满感伤体验的话语世界吸引着接受者沉浸在凄迷寂寥的意境中，感受着创作者的孤独苦闷又迷茫惆怅的心绪。其实，体验与创作都是一种互相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文学话语的初步形成会使创作者有一个反思过程，在反思中要么加强这种话语方式，要么会修改或放弃这种方式。李尚隐早期的一些政治诗具有“兼济天下”的生命情怀，关心黎民疾苦的呼声传达了一个文人的内心对世界的关注。由于一系列的变故使李尚隐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关注民生而逐渐退到体味自我感伤的话语世界中，在这样一个经过扬弃的过程中，感伤的生命体验起到了主导式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李尚隐不同于温飞卿和杜牧的话语世界，并由此而与之形成晚唐诗歌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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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尚隐的诗歌话语历来被人们评为“深情缅邈”，“包蕴密致”，“沉博艳丽”，等风格特点，而他的文章却只是被认为是骈文的复兴而不具多大的价值。其实，李尚隐的话语世界是由诗歌和文章两部分组成的，在“深情的婉约和意境的曲折”中所传达的，乃是一种生命的感伤，人生的悲怆和身世的凄凉。其诗也如褪尽晚霞的余照，在秋意浓重的季节里缓缓落去，没有一声叹息，也没有一声埋怨，有的只是回首的心酸和萧瑟的情怀。其文虽大多是代笔，然其中所凸现的怅惘迷离的悲剧氛围仍是其感伤的生命体验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文人的品质是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人生理想被认为是生命价值的本真体现。由是，文人便积极攻读谋求职位而上进忠于国家下尽心于黎民。李尚隐在早期也是抱着“驽马奋十驾之勤，铅刀谇一割之用”⑼及“岂不愿竭蝼蚁之微生，尽桑榆之暮景”⑽的抱负而积极入世。然而文人的这种抱负一旦落空，则意味着生命的意义由此悬空而虚无乃至于否定。于是他叹道“钟鼎之动草彰，风露之姿先尽”“江山之气候难常，蒲柳之萧哀易见”，⑾并且“泪兼血垂，目与魂断”感到“白日无分，元夜何长。”⑿这种仕途失意的生命体验，促使他选择感伤式的话语方式，形成其文本创作的哀怨凄清孤寂沉郁的独特风格。在其文本的话语世界中“白草枯亥，荒途古陌”⒀所透露出来的荒凉凄清，犹如秋天哭尽泪水的小溪在山间只留下干枯的躯体。白草或是枯亥，荒途或是古陌无不染尽了他的生命的感伤，使这些客观外物透出一股透人心肺的凄凉。他的那反复吟唱的“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感伤失落的体验，深刻如午夜禅院钟声发人深醒，凄苦如三冬乞丐催人泪下。这不能说成是作者的“执着而惆怅地留恋着乐游原上的夕阳，缅邈而深沉地弹奏着那象征华年如水的锦瑟”⒁实是生命的悲怆迫使一种内心涌动的凄凉喷发而成的外在话语形态。
对于李尚隐来说，一切的身世凄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治仕途的失意，由此而导致的客居他乡的孤独，天伦难享的悲哀，思归乡里的殷勤等都是组成其话语世界中生命的感伤的有机部分。这种失意的生命体验很自然生成文学文本的话语形成而显在于世，作为一种自足的存在言说着一个凄凉的故事和一个孤独的灵魂。其滔滔不绝的话语激流呈现出感伤生命的独特体验，使读者仿若看创作者萧瑟的背影孤独地徘徊在夕阳下，迷惘惆怅又感伤。
屈原的香草美人式的象征，曹植的魏王宓妃式的话语形式同样出现在数年之后李尚隐的话语世界中。这种方式乃是文人失意后的退守和安慰的良法，在这种方式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生命的悲哀和前途的迷茫。在给《令狐相公状》中李尚隐那“纵金悬而谁得求瑕，但纸贵而莫不传写”的执着，“某者顷虽有志，晚无成功”的慨叹，“雅当画虎之讥，徒有登龙之忝”⒂的自嘲无不传达出一个失落灵魂的个体的感伤。寓之于香草美人和魏王宓妃则“一倍增其衰”，更凸现出作者那知遇难求孤苦无依的境地。不管是“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还是“爱女二九，思托贤豪。谁为行媒，来荐之子。”都言说着这种失意的悲愁和无人赏识的落寞。知遇难求则自然会引起孤独之感，犹如把单个的生命个体放进茫茫宇宙中而形成了浸透着伤感的话语世界。李尚隐仕途不得志，辗转于各地做幕僚，从而其诗作中咏吟思归主题的部分便部仅仅是传统的思归而是带有浓浓的生命感伤，因为他在创作时将身世之感等融入其中，使诗中悲怆与凄凉之情溢出于文本之外。“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那种光阴远逝华年流走的感慨映照着一己的孤独和思归的情愫，在以这种感觉为主导的话语中所表现的由此激发出的身世凄凉之感如重重浓雾锁住作者伤痛的心灵。这样的孤独加之亲人的分离使话语世界中生命的感伤由己而人复由人而己的叠加使得整个诗境沉重压抑，这种接受感觉恰又是作者所要传达的。“秋霖腹疾惧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式的悼亡诗更使得李尚隐加重了心中的感伤，伉俪之情的哀悼。相濡以沫的体验随着伤逝的到来被撕破扯碎，从而使他的感伤生命气质中多了一层自责的色彩。孤独的灵魂在深秋寒冷的夜里吟唱着哀婉凄凉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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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黄昏之景和暮春之色带着自古而有的感伤内蕴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出现在李尚隐的话语世界中。在李尚隐特定的语境中充满着浓浓的悲剧性宿命感，使其文本在前人开创的话语语境的感伤意义上又增加了一层人世的无常和悲哀之凄苦。自从宋玉唱出“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后的中国众多文学文本秋天总是以一种萧条肃杀、衰败颓废又极易使人感伤的形象出现，而在这种感伤境遇中诗人又会不自觉的联系自我身份的存在，这就是说，在感伤诗境的背后则蕴涵着一种终极的追问和根性的寻找，渗透出一种在短暂的生命与永恒的宇宙之间茫然无助的尴尬境遇体验。秋天悲凉的身份又加之黄昏之景的重叠，愈使一种感伤的体验倍加刻骨铭心地呈现在李尚隐的话语世界中。“秋阴不散霜飞晚，留的枯荷听雨声”里有着生命流逝而去和残败破落的生命体验，诗人在枯荷雨声中孤独地品味着人生的凄凉和由生命短促而带来的悲情感受。在李尚隐感伤的话语世界中作者并未做执着的生命的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探讨和追寻，然而在这感伤的生命描述中却时时透露出这样一种探讨和追寻。与其说作者在诗性的描写中只是感伤的回应生活，不如说他是在这样的抒情化述说中深深地体味到了生命之中的虚无感而否定存在的意义并怀疑生命的价值。当然，不能因有这样一层内质而断定李尚隐的诗文是一种消极退守的世界观的反映，相反，这种内质恰恰推进并深化了他生命的感伤的体验和文本话语世界的呈现。“霜飞晚”“向晚”“晚晴”等一系列以“晚”为标志的话语语境中透露出一种因时间的缩小而感叹人生的短暂，并因这种人生短暂的体验而推及一生碌碌无为的生存体验，使得感伤的话语表述传达出的悲怆之情渗进字字句句中。“枯荷”“残花”“残灯”“黄叶”“红泪”“暮江”“荒城”“孤鸿”“失侣”的“沙禽”等在物象实词之前加上心绪体验的修饰语形成特定的心灵化意象，而由这些意象构成的意境自然言说则后带有主体强烈感情体验的情绪物语，李商隐的那种生命的感伤体验在这意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屈原的“美人迟暮”之后，文学文本中以暮春而表现逝水年华的情感体验成为一种惯用手法，在李商隐的话语世界中和黄昏之景一同烘托出他独特的生命之感伤体验。其实，暮春之悲的体验仍与夕阳之景是联系在一块的。因为在暮春悲情的体验中加上黄昏日落的苍凉景色，“一倍增其衰”的效果就尤其明显了。“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中的悲情或感伤体验达到一种颠峰，本来“春日”已去，远在“天涯”，而“天涯”则偏偏“日又斜”，这种句式的运用无疑给人一中“雪上加霜”式的感伤阅读体验。特别是“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极易使人想到“杜鹃啼血”式的生命悲感体验，把一个孤独，感伤，迷离，哀怨，苦闷的诗人形象扩大化的展现在了接受者面前，给接受者造成强烈的震撼，从而达到了李商隐的话语表达目的。不管是“残花”还是“芙蓉红泪”都浸染着无尽的生命感伤并昭示着诗人个体生命存在的孤独和凄迷，言说着无法传达的生命之悲怆及身世之悲凉。“日暮”“近黄昏”之类的话语表达则仿如字字都在感伤的泪水中浸泡已久而不得不发时吐出的生命的“珠泪”，这“珠泪”折射着他生命的伤感，身世的凄凉以及生命的悲怆。另方面，李商隐话语世界在一种朦胧迷离中不断的营造着属于他自己特定的接受语境，在这种接受语境中，接受者仿佛受着他话语方式的启发而身感同受地接受着他的文本话语世界所传达出来的感伤信息。其实，不管是他本身的话语世界的创造，还是由这种话语创造所形成的接受语境，也同样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并在一定情况下会相互的转化生成另一种新型的话语世界。虽然这种接受语境的形成是因着“知人论世”的社会式批评模式而建立起来的，但其话语世界本身的独异结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着这种接受语境。所以不管是从文学文本本身的分析来看还是从特定的生存境遇的推演来讲，李商隐诗中感伤的生命气质乃是时时流溢在他文学文本的话语世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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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李商隐在其话语世界中表达生命感伤的另一策略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学文本中继承而来的，那就是爱情诗中怨妇的形象。作一种宽泛的理解，李商隐的一系列“无题”诗均可解释为这样一种话语结构。其实，怨妇形象这一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在李商隐的话语世界中所出现的乃是屈原式的美人春情或曹植式的宓妃情节，其“怨”字实是当不得。清人评其话语世界特性时用“其思深，其词婉，愤而不仇，讥而不露，怨而不流”（16）这样的评价。李商隐在政治上的不遇就是这种美人不得嫁的哀愁，从而使其体验充满了感伤的特质。统观李商隐话语世界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抒情策略实是一种异质性话语的不断侵入，由自然的体验与传达转到社会人情的领悟与运用，这一由物而人的转变使得其话语表达也由含蓄缅邈与迷离朦胧转变为托事喻情与言人诉志的抒情手法。看上去，这一转变似乎是抒情文学抒情本性或抒情策略的变化，其实不然，这样做乃是为了更能表达其内心的伤感与惆怅，人生的悲凉与失望。同时，两种抒情策略同时并用构成了其话语世界的两条并行的主线而言说着其始终不变的主题，时而这一条主线穿插入另一条线中，时而另一条线会打断这条线的抒情，从而使创作抒情手法变得多样，也使接受语境和话语方式有交替往复之优势，因此避免了抒情策略的单一化和呆板化，使接受者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去体验着同样一种感情。这样做也表明了不管创作者以何种方式去生活或表达自我，他永远也逃脱不了悲剧性的宿命安排或者是虚无的人生体验和凄凉的人世遭遇。这本身便使接受者体会到一种命运的悲怆和人生的感伤，以此而自然的就会营造属于李商隐话语世界的特殊接受语境。变化着的抒情策略和话语表达，始终如一的感伤生命体验，永远一致的感情基调，这其中所显现出的诗人形象则是多个侧面复合与同一侧面的反复。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爱女二九，思托贤豪。谁为行媒，来荐之子。”等等，反复吟唱着同样的题材，时如流水，而春事有违，这一由生理而心理，由生活而精神的悲感袭向接受者。李商隐在政治上的不如意，而一再的向令狐相公写书，其急切盼望的心情可见一般。恰由于这一再的失落，而加重了他内心感伤的生命体验，发而使其春事诗超出了一般的此类诗而代之以揉入了生命之感与身世之悲的诗。其中《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则有人指出其对象是令狐相公，诗中久等未来的失落之感，欲写而墨未浓的空感，美梦醒来后的凄凉之感，以及相隔重山的落寞失望感，可以说是集中地体现了他一生的伤感原因，或者其伤感的种类。若说其诗是写给令狐相公的，则诗中的“金翡翠”“绣芙蓉”又是爱情的象征，这其间的是与不是，似是不似，情感的迷离飘忽，更使李商隐的话语世界充满了生命的感伤体验，传达着言说着他身世的凄迷与悲凉。
    李商隐的话语世界是丰富的，其主调是生命的感伤。他所创作的一些政治讽喻诗则是继承了前辈们此类诗文的传统而开另一面旗帜，他的一些咏史诗也写的悲凉壮观，然而占其大多数的咏物诗及爱情诗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诗则同他的文章一道构筑了其生感的感伤式的话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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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诗学解释学》  P139   李咏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版
（2）    同上       144页
  （3）《唐诗风貌》    P118   余漱诚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版
  （4）《诗学解释学》  P149            
  （5）    同上       P151-152
  （6）这就是文化与非文化的区别。没有读过书识过字的农民同样具有生活的艰辛或丰收的喜悦之类的体验，但他们只能以眼泪愁容或开心笑颜来表达，而诗人则因受过文化教育而形成一定的话语积累和话语经验而可以将这种经验升华为《悯农》或《春夜喜雨》之类。
（7）在社会批评学派和心理批评学派者那里，更强调创作者独特的个体体验，以此来分析创作现象。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则将视线转向语言化的文学文本，并且将其提高到了至高的地位。
（8）李商隐十岁丧父（见《李商隐诗选》）刘学锴  余恕诚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版）回到郑州则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见《全唐文》第八册  P8180 清 董皓等编  中华书局  1983影印）过则极其悲苦的生活。后来又因卷入党争而一生仕途不顺，沉沦下了，展转各地，与妻子儿女长期分离，难享天伦之乐。这一切的经历，使李商隐倍感孤独凄凉，形成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文风。
（10）（11）（12）（13）（15）《全唐文》  第八册  清  董皓等编  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
（14）《李商隐研究论集》  王蒙  刘学锴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  1998版 P264
     其中时局引自《李商隐诗选》
（10）《李商隐资料从编》（下册）P462  刘学锴  余恕诚  黄世中编  中华书局20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