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罗瑞卿

超级老生

换了个标题,原来那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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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司马清扬（蓑笠翁）

    叶剑英是“倒罗”的主角。二人在建国伊始就结怨，在庐山会议后，叶罗在工作上的冲突则愈演愈烈。当毛决定要拿掉罗瑞卿，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铲平道路时，叶自然而然成了为毛冲锋陷阵的干将。

    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05.16；中发 ［66］ 268号）中六次提到叶剑英的名字。此通知所提到的主要有关叶的内容包含：
    （1）叶在三月份至四月份中央召开的批判罗瑞卿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一并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2）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上是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3）罗瑞卿对叶进行过攻击和诽谤；
    （4）由叶亲自抓的“郭兴福教学法”，事后罗发现此举“大有油水”，便撇开叶，把功劳据为己有。

    叶剑英和罗瑞卿之间会产生矛盾，不仅仅是因为1959年后，由於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更重要的是罗自己倚仗是毛所“信任”的人，在处理事情上根本不留转圜的余地，早在广东“二陈事件”开始，二人便已埋下冲突的种子。

    罗瑞卿一手主导的“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的主角陈泊、陈坤（二陈事件），都是叶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叶曾对此严厉质问罗，陈泊何罪之有？叶对此甚为不满。罗丝毫不买叶的帐，反唇相讥，当面驳斥，根本不把叶放在眼里。

    历史的真实还在于，此事不久之后叶就被卷入“反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政治风波之中，其实“两陈案”就是广东政治大地展的先期征兆。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叶在会上检讨道：“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自然“二陈”也是被累及其中。可以推测，如果不是毛此时无意打倒叶，罗极有可能把叶烩在“两陈案”里面。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军委改组。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21人组成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13人；军委委员有：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恒、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粟裕、陈赓、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肖华、刘亚楼、苏振华。秘书长为罗瑞卿，苏振华、萧向荣为副秘书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但是中央军委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59年10月20日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办公会议的机构，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其成员为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萧向荣。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

    1962年，毛又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负责，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过：“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 这样个人事格局造成事实上的大将领导元帅－罗领导叶剑英。当年，大将排名第三的黄克诚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召集联席会议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在彭德怀、聂荣臻及其他军委委员不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时任总参谋长。大将排名第一的粟裕大向黄汇报工作就磕磕碰碰，何况大将领导元帅呢？

    而且正如毛评价：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不尊重不仅表现在对这些老帅们的评论上，而且表现在对于他们的工作不支持。吴法宪曾听叶说过，罗对他不够尊重。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所需要的经费罗就不那麽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状告到毛那里。除了老帅，军内外也不断有其他人到林彪这里告状。王秉璋也回忆到这个事情。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叶剑英为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但是而罗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预告。叶自然对此非常恼火，连同聂荣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和林面前表示不满。

    毛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就此同个时间，毛开始秘密安排叶收集罗的材料。此事由邱会作的回忆得到证实。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大约1965年5、6月间，中央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在休息室聊天。我怕打扰他们，想退出，他们招手让我坐下。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没点名，但我听明白了，罗一向被称作“罗长子”嘛。

    叶对我说：我们谈话，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按叶的说法，罗是“罗长子”。而军中老人则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1米82）；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叶因为“二陈事件”和罗瑞卿结怨，指的必定是后者。

    1965年的11月29日，毛办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毛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

    由于林彪在1963年5、6月曾经两次让秘书和叶群打电话给罗，说身体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第一线的同志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自己负责，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直接报告主席、中央。

    而如今罗却对一些老帅们不尊重，以致告状不断，林觉得也难辞其咎。邱会作回忆：1965年8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林有些不好意思。平时不管谁来看望林，林很少先说话，这次他主动说，他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叶笑了，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以后由中央解决。

    1965年11月，叶剑英突然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了，再保对你没好处。叶没想到墙后有耳，叶群和林豆豆在屏风后面全听到了。毛认为罗是刘少奇的人，明确要求林表态，林彪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了。毛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从上述可以看出叶对于“倒罗”在毛授意下是积极参与的。据徐厚田回忆：1980年审理“两案”，意外发现雷英夫交出五个记录他在高层活动的笔记本。后来说雷有问题，主要是他揭发罗。雷坐在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大哭，说我的问题只有叶帅能说清楚，而叶当时已经病得不能说话了。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经过调查，认为雷是理解毛的意图才揭发罗的，他的揭发并不是什麽要害问题，也没有诬陷。雷的话表明，叶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而且雷的活动也是其支持或者至少是知情的。

超级老生

开上海会议之前，谢富治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是不是忘记通知他了？叶看谢富治问个没完，就说，主席不会忘事。张耀祠后来说，看来叶已经知道一点来头。叶确实知道。叶不仅是个知情者，而且是参与“编网”者。

    罗的一位部下这样回忆，1965年11月4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第二天晚上下飞机，叶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肖华都在。叶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说就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说完，叶没有评论。我说，回去对罗采取什么态度呢？叶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几天后，我随罗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罗还很奇怪，李过去不是这样嘛。我心里有数，李肯定也被打过招呼。果然，上海会议之前，李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上海会议主要说罗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许多罪名，罗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的。为此，罗蒙受不少冤屈。

    叶实际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罗的梢。而后来叶群说提出的“叶四点”完全是叶提出的这四点的翻版。因为叶群所说罗通过刘亚楼讲的四点如下：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2：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叶四点”其中心内容是罗要主管军队，做国防部长，叶对这位罗的部下所讲远比“叶四点”厉害，基本上就是后来给罗定罪的基础―――由折磨封锁林彪发展到反对林彪。但是为什么后来毛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点？很明显，毛决定要打倒罗之时，不再象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赤膊上阵，那样连个转圜的馀地都没有。

    毛要借用林罗的矛盾，这样通过叶群的口说出无疑要比通过叶的口砝码重的多。另外，比这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毛通过此举把林捆绑在“倒罗”的战车上，而对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后来根本就没有形成以叶群讲话为主要内容的下发中央文件。

    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尽管范硕百般为叶剑英解脱，说叶在会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事实果真如此嘛？

    就在1965年12月15日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舞会。因为刚揪出罗，干部当时还是非常紧张，但是周恩来忽然提议叶给大家唱评弹助兴。作为广州人的叶结果却唱出了道地的苏州评弹，周同叶的配合真是相得益彰。

    罗瑞卿回忆到，“（在三月会议上）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

    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 单世联则认为罗点点所言「诗意大发」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所谓的“诗意大发”，指的是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跳楼后，叶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而原来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为写汉朝李陵之事。叶的文采风流之至，这“一跳”是改的入木三分，夺人心魄“身名裂”则是形容万分贴切，其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心态跃然纸上。诚如丁抒所言，杨成武所说叶改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则是全然不顾事实。

    在三月会议之后，由叶剑英主持写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并被下发到县团级。至于叶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批罗”，叶如是说：我们同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的斗争，我们同罗瑞卿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罗瑞卿这一小撮篡军反党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在某些方面还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鹤飞日月

这文章好，多年来就是你整我，我整你的